就是足球周刊连载的那个
扫了一眼精华区好像没有
帖过来了
2004年5月末，加斯科因突然宣布出版自传《我的故事》，让英国传媒吃了一惊。当人们都认为这个典型的“英国病人”深陷酗酒之渊不得解脱时，加扎表示自己已经戒酒超过半年，开始了一段自称的新生活。
在著名传记作者亨特·戴维斯帮助下，加斯科因用了一年时间回忆18年职业足球生涯，可这本自传更像是对他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一次回顾，颇有些类似于托尼 ·亚当斯在1996年出版的那本自传《瘾君子》。自传出版后，加斯科因亲自在英国10多个城市参与签售，激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由于自传真是朴素、饱含热情，被认为很有希望赢得2004年英国最佳体育图书奖。
2003年夏天，我给自己的生命旅程绘制了一张图表，这张图表长180厘米宽90厘米。这是图表的宽度，可不是我身体的宽度，我从来没有胖到90厘米宽，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张图表绘制在棕色厚纸上，用白色粉笔标出生平大事，然后用各种彩色粉笔写出我面对过的各种问题，例如：啤酒、葡萄酒、伏特加、可卡因、吗啡、偏执狂和焦虑。
面对真实的自我
在中国踢球时我就开始制作这张图表，记下我脑海中还能记住的生命大事，其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不愿意记住的，可它们始终存留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后来在美国亚历桑那的康复诊所里，我在这张棕色大纸上详细地将这些生命历程记载了下来，这也是我接受治疗的一部分，可是不论如何我都会全面回顾自己的生活，哪怕只是为了自己，因为我必须面对我干过的那些事情，必须面对真实的自我，然后说出一切真相。我再也不想去逃避现实了。
接受治疗前的我生活好吗？不好，当然不好。我过的是一种虚伪的生活，一种取悦于人的生活，我在扮演加扎，而不是像真正的保罗·加斯科因那样生活。心情抑郁绝对不是好事，尤其是当各种心理恐慌会不断袭击你时，于是我酗酒成性，总是醉醺醺的。我十分痛恨醉酒醒来的时刻，那种在凌晨醒来完全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只有羞耻、肮脏和罪恶伴随在身边的感觉，我会感到自己就是一堆绝望的垃圾。
可新生活又给我带来了另一种恐惧，如果我始终保持清醒，会不会变成一个无趣的人？在我酗酒时，我总能搞笑。酗酒的过程总是充满了嘻笑，只是喝醉后的感觉是那么糟糕。现在每天早晨能清醒地醒来，能记住自己身在何处，感觉的确不错。不过戒酒的惩罚，或者戒酒的附属品，会不会让我变成了一个敏感、沉闷又无趣的王八蛋？
我已经3个月没喝过一杯酒了，以前我可是个躺在酒桶上的人，我知道那种生活不可能永远延续下去，但愿这次我能开始真正的新生活。谢莉（译者注：加斯科因前妻）告诉我说只要我能保持清醒和明智，就能住在她这里，不过要是我这次又弄砸了，也许永远不会再得到她的原谅。
说实话，我不知道这次能否戒酒成功，我以前没有成功过，所以其他人也不认为我这次能彻底成功。谢莉和我现在仍然会为了一些愚蠢的小事争吵，但不论我多么恼火，都不会再打她。自从这次戒酒开始后，我就没有再打过任何人，以后也再不会了。
谢莉家的花园看起来美极了，她对我很好，我对她也很好——一切都十分美好。制作这张生平图表让我头脑又清醒了不少，让我集中精力思考生命中一些重要事情。现在正是向你讲述我出色职业生涯故事的最佳时刻，不论发生过什么，那都是一段奇妙的经历。
我的父亲母亲
1967年5月27日我出生时，我们家住在一栋属于社区的房子里，拥有一间楼上的卧室，和邻居共用一个卫生间。奶奶就住在隔壁，我记得那所房子里总是人来人往，亲戚朋友特别多。
我的曾祖父，博比·加斯科因那时候还在，可能90岁了吧。有一天他从酒吧回家，宣称有一个小姑娘爱上了他，此后他每次去酒吧都要说这事。最后父亲和他一道去酒吧，想看看这个小姑娘是谁，看她究竟打这个糟老头子什么主意。曾祖父把他拉到平常坐的那个角落里，于是父亲找到了那个小姑娘——对面墙上的一张婴儿海报！
有人说我们家这个姓是法国人的姓，还有亲戚去调查过家族起源，只是我根本不知道这些。我只知道父亲约翰·加斯科因是一个搬运工，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斗士，这么多年来，我看他打过不少人。
我的母亲，卡罗尔·哈罗德。她很讨厌自己的名字，因为小时候念书时同学们老冲她骂：“哈罗德，胖得像只大木桶！”（译者注：Harold与木桶barrel 谐音）其实她并不胖，起码她自己这么说。在母亲家里，大家都认为他们家族和发明火车的乔治·史蒂芬森有关，因为我外公有一块家传手表，上面就刻有乔治·史蒂芬森的名字。
母亲离开学校后，在一个发廊打工，每天负责扫地，一周只有1.5镑收入。后来她在一间服装厂找到了第二份工作。她和父亲在当地一个舞会上相识，当时母亲在洗手间里听到四个女孩在争论，看该轮到谁陪一个男孩回家。母亲很好奇，她简直不敢相信有四个女孩为一个男孩争斗，后来她发现这个家伙名叫约翰·加斯科因。嗯，他当时很英俊，很风趣，这都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
父母在1966年结婚，他们只能在这所社区房屋里找到一间房当作自己的家，据说这是个贫民区，充满暴力，和唐斯顿货运码头不远。住进这个新家时，父母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我的姐姐安娜·玛丽亚，这是奶奶为她取的名字，因为她当时刚看过《音乐之声》那部电影，特别喜欢叫安娜的女主角。
当我于一年后降生时，是母亲为我取的名字。母亲是一个疯狂热情的披头士迷，在前往新生儿登记办公室的路上，她一直在想自己儿子的名字究竟应该叫保罗·约翰，还是约翰·保罗。（译者注：约翰 ·列农和保罗·麦卡特尼是披头士最著名的两个成员。）于是母亲一路上就不断将这两个名字念来念去，当她推开登记办公室大门那一瞬间，正好念到保罗·约翰，于是母亲就以此为我命名：保罗·约翰·加斯科因。
我自己最早的记忆是躺在婴儿车里吃蛋糕，车被人推在皮特街上行走。多么令人高兴的回忆啊！在我出生后一年，弟弟卡尔也出生了，再过七年，我们的小妹妹琳赛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我们加斯科因家的孩子都是一头金发。
让金鱼赛跑
当我还很小时，我们搬过好几次家，为的就是多一些居住空间。我们最终得到了一整所社区住房，在唐斯顿码头附近的埃迪森，旁边就是索特维尔公园。那是一个特别好的公园，有一个湖，还有网球场和滚木球草坪。我们在这所房子里住了八年，也是我对童年时代记忆最深刻的地方。这也是我们家第一次有了前后花园，同时我和卡尔终于有了自己的卧室。以前我们俩睡上下铺，为了谁睡上铺总是打个不停。
安娜是加斯科因家孩子们中有才华的一个，能歌善舞，因此我们经常会给邻居们来个小表演，门票是2便士。在安娜歌唱时，我经常会突然冲进去表演脱衣舞，这让安娜非常生气，因为她表演得十分认真。
母亲记得有一天一个吉普赛人走到了我们门前，她从来不会哄赶吉普赛人，可当时父亲失业，母亲实在没有钱施舍他们。那个吉普赛人问母亲能不能给几片面包，她赶紧做了两片吐司，于是吉普赛人说想看看母亲的手相，当母亲摊开手后，吉普赛人惊奇地说：“这上面全是脚印，我怎么看不懂为什么你手相上显示的都是脚印！” 母亲问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吉普赛人说这家的几个孩子里肯定会有一个因为脚而出名。母亲自然以为吉普赛人说的是安娜，直到我七岁时，母亲才想到这个因脚出名的孩子也可能是我。
家里主要是母亲管束我们，当我们干了些小坏事，她就会用一只拖鞋来教训我们。有一次我和卡尔打架，父亲过来阻止我们，结果我被推得横飞出去，把电视机砸坏了。当时我吓得要命，从家里逃了出来，知道这次肯定闯大祸了。在外面躲了一会儿，我才回家道歉。
我们家的电视机和电表都是投币式的，必须经常投个50便士进去才能看电视和用电。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个人来打开投币盒取走那些硬币。我跟卡尔一直盯着他看，想知道怎么才能把那个盒子打开，可我们总是找不到开盒子的方法，最后反而把一个锁头弄坏了，这次我俩当然又逃不过拖鞋的教训。
我记得母亲有一次在市集上赢了几条金鱼，她给我、安娜和卡尔每人送了一条，于是我们决定让这几条金鱼赛跑。我们把这些金鱼从鱼缸里拿出来，三条都摆在桌子边上，然后拍着金鱼的尾巴让它们前进，看看谁能最先冲过桌子的中线。结果三条金鱼都没能完成这项任务，因为它们都被折磨至死。母亲一回家，我们又和她的拖鞋亲热了一番。有段时间母亲总是把拖鞋握在手里，就像枪手握着手枪一样。
拥有医院的季票
夏天时，常常天还没黑，母亲就让我和卡尔上床睡觉，有时我们会悄悄地爬窗户出去到公园玩耍。母亲第一次发现我俩不在床上时，简直快疯了，以为我俩被绑架，或者其他什么恐怖事情发生了。我们其实是先把床垫从窗户扔下去，然后从窗户跳楼，我们有时落在床垫上也会受伤。每年夏天不是我就是卡尔，或者手臂骨折或者腿部骨裂，一般来说倒霉的都是我。我的姐妹们好像都不容易受伤，而我从小就是伤着长大的。
第一次去医院时我才三岁，不过我什么都记不住了。母亲说当时我的头被一块砖头打伤了，那不是我的错。当时母亲看见一个孩子手里拿着块砖，她叫那孩子把砖头放下，结果那孩子却把砖头砸在我身上，我在医院里缝了好几针。
在我差不多六岁时，安娜的小学有一个开放日，为的是向家长和其他孩子展示新的体育馆。我也想去试试那些体育设施，于是在别人阻止之前，我爬上一个不知道是双杠还是什么器械上面——然后我摔了下来，这次手臂摔折了。这是我第一次进入伊丽莎白女王医院“伤亡名单”，当然远不是最后一次。我后来简直在这家医院拿到了一张季票，那些护士每次看见我都要叹气：“唉，你又来了。”
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手脚笨拙——虽然大部分时候看起来是那样子，这可能和我心里那股铤而走险的劲头更有关系。有一天我到一个建筑工地上去玩，一些大圆管子靠着墙放置，我沿着最大的一个往下滑，两腿分开，可我没有注意到管子下半部钉了一颗大钉子。这次实在太惨了，我被送到医院，缝了55针！那些护士说针缝出来都是蝴蝶型的。
七岁时在索特维尔公园里，我从树上掉下来，又一次手臂骨折，我当时想从一棵树晃荡到另一棵树，可有一棵我根本没瞄准。我的手臂打了六周石膏，但这并没有影响我到湖里去游泳，我是把这只手臂举在空中，单手游泳，或者说我至少是这么尝试着的。最后结果是受伤那只手臂的石膏全被浸泡湿了，只能到医院去重新打一次。
七岁时，我得到了第一只足球，我会整个下午和晚上在公园踢球，即便天全黑了，所有孩子都回家了，我还在那里踢。当我走回家时，抬起头来看见夜空星辰，忍不住要想，这些星星活了多长时间啊？接着我又想，人的寿命有多长？我能活多长？我什么时候会死？死了之后是什么感觉，和现在有些什么不同？突然间，我感到无比恐惧，拼命往家里跑，一路狂叫和哭泣。
我跑到父母床上，挤到他们身边，紧紧地搂住他们。我并没有告诉他们我之所以感到害怕的原因，我只是觉得自己脑袋仿佛被重锤击打过一样。实际上这次经历直到最近我和一个心理医生交流时我才回忆起来，能回想起这种奇异的往事，让我心情轻松了许多，如释重负。回想起来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对死亡感到恐惧。
9个月大就开始踢球
在母亲记忆中，我从9个月大就开始踢球了，因为我那时已经学会了走路和说话，应该能对一只球踹上一脚。到4、5岁时，我整天都在踢球，街上、公园里甚至家里，和我们这里的所有小孩一样。
父亲年轻时也踢过球，效力于当地一支大概是铁路工人的球队吧。每周日下午，他去完酒吧后经常会和一帮朋友到公园里踢球，大多都是醉醺醺的。我也经常和他们一道踢球，尽管我还是个小不点，我记得父亲当时就经常让我拿球表演一些小技巧，我知道他为我的技术自豪。到七岁父亲送给我第一只足球后，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足球才能，因为我能比其他孩子们踢得更好。父亲会给我做很多测试，例如让我在街上带球去一个商店，然后再回来，测试我带球往返的时间，然后让我再做一次，速度只能更快。即便在家里，我都会带着球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
第一次进入学校足球队时我才八岁，不论年龄还是个头，比其他队员都要小。十岁时我赢得了自己的第一个奖杯，从那以后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职业球员，虽然那时别人问我长大了以后想干什么，我只会说我想当百万富翁。我得到的第一座足球奖杯是因为个人表现，而不是球队荣誉，当时是加茨海德地区所有学校的小孩参加点球比赛，我罚了12个结果全部命中。这个奖杯被带回家后，我把它藏在床底下，这样即便有贼闯进来他们也可能找不到。
当时我的梦想就是加入本地的雷德胡男孩足球俱乐部，他们有一支十分优秀的球队，最大的对手就是沃尔森德男孩队，沃尔森德多年来培养了不少出名的纽卡斯尔球员。我那时年龄太小，不能进入雷德胡俱乐部，不过我经常爬墙观看他们训练，而且我还极力纠缠认识的每一个人，央求他们带我进入俱乐部。后来父亲终于被我说服了，他向俱乐部的人虚报了我的年龄，于是我成为了雷德胡俱乐部的球童，最终也成为了这支球队的一员。
我的第一个足球偶像是克鲁伊夫，经常在电视上观看他的比赛，不断模仿他的转身动作。我也很喜欢贝利，就像所有足球迷一样。从小我就是纽卡斯尔球迷，当我们住在埃迪森时，周六经常能听到从圣詹姆斯公园球场传来的欢呼声。当时我最喜欢的纽卡斯尔球员是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他是我的第一个纽卡斯尔足球偶像。
我特别痛恨长到十三岁，不仅仅因为这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我就是讨厌那种夹缝中的年龄，那一年我都过得很沮丧。十三岁时我对偷东西着了迷，不论什么东西，商店里的糖果、巧克力、蛋糕甚至塑料袋，什么东西只要能偷到我都会去偷。我甚至会从母亲的钱包里偷钱，从别人家门口偷牛奶瓶。
我当时有一种骗钱的手段，就是在街上搜集空的啤酒瓶，然后到酒吧里去骗取啤酒瓶的押金。有一次我发现酒吧总喜欢把空酒瓶放在后面的大木箱里，于是我溜到酒吧后面，把空酒瓶拿出来，然后跑去要押金。这种手法在一段时间内有效，可是酒吧老板慢慢意识到我是个骗子，满大街追着要打我，我也只能放弃这种赚钱手段了。
我十分痛恨醉酒醒来的时刻，我会感到自己就是一堆绝望的垃圾。不过戒酒的惩罚，或者戒酒的附属品，会不会让我变成了一个敏感、沉闷又无趣的王八蛋？
我特别痛恨长到十三岁，不仅仅因为这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我就是讨厌那种夹缝中的年龄，那一年我都过得很沮丧，甚至还迷上了偷东西。
我的生命图表，对女孩没有兴趣
消息来源：足球周刊
作者： 颜强
加斯科因的这本自传《我的故事》对其18年的职业足球生涯作了回顾，在英国社会上激起了很大的反响。由于此书朴素且饱含热情，很有希望获得2004年英国最佳体育图书奖。
上期提要 2003年夏天，加斯科因开始制作自己的生命图表，并开始戒酒治疗。童年时代的加斯科因就显得很不安分，经常做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受伤也是家常便饭。加扎的踢球天赋很早就显现出来，不过他的13岁过得很沮丧，还迷上了偷东西。
偷东西主要是为了那种刺激的感觉，并不是因为我真想偷什么。我就是觉得这个过程太刺激了，偷东西时我每次都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怦怦狂跳。
偷东西送朋友
我还经常偷苹果，不过总被人发现，还被人威胁要去报警。有一次一个家伙拿着气枪打我，一枪打在我肚子上，疼得我要命。这回没办法，我只能告诉母亲实情，结果我的耳朵又被她狠狠修理了一顿。我还会从投币机里偷钱，那种你在火车站能见到的卖饮料和糖果的自动售货机。我学会了如何往投币机里塞张小纸片，这样投币进去买东西的人总以为投币机坏了，硬币掉不下去。等他们一走，我就把小纸片拿出来，硬币自然也到手了。
我们家附近有一家小店，只要推开店门，就会发出叮咚的声音，这是告诉店主有顾客来了，店主就会从后面的房间里走出来。可是这个店主经常走到柜台前，却没有看见一个人影，他以为顾客走了，或者自己听错了，于是转身又回到后面的房间里。哈哈，他不知道这时我就在那里，躺在地上，这样他从柜台里就看不见我。等他一消失，我会立即爬起来，用一个袋子装满糖果和玩具什么的，然后迅速逃离。偷来的这些东西我大多都送给了朋友们，因为我不能把赃物带回家，对不对？要是母亲发现了这些东西，我可要倒霉了。
我的偷窃行为持续了好多年，就是图个好玩。实际上前几天我还从一间店里顺了几件衣服，只是想试试看我能不能得手，为了感受那种兴奋的心情，结果我成功了。实际上我并不需要这些衣服，如果我真需要的话，也有足够的钱去买，当然最后我还是把“脏物”还了回去。
到14 岁时，一切都变得没那么糟糕了，也许是因为我终于度过了最难熬的一段年龄，或者是因为我总算长大了。其实让我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足球，足球让我找到了真正的快乐，让我不再出去捣乱惹事。14岁时我才开始认真踢球，参加一些正规比赛，我这才发现足球是我生命中最爱的东西。踢球时，我不会身体痉挛，也不会想到对死亡的恐惧。
我和兄弟姐妹们经常在一起玩那些小孩子的游戏，可我总是对许多东西信以为真，例如说“别踩上碎鸡蛋，要不你的背会受伤”，或者“别站在一条线上，要不你的脊椎会受伤”。我真的相信这些，从来不会去踩碎鸡蛋或站在一条线上。我甚至坚持每次都要从汽车的阴影里跳出来，因为站在车影里代表着会有坏运气。不论在家里还是在酒吧，我总会急不可待地将桌子清理干净，上面什么东西都不能放。尽管其他人都不在意，我却非常在乎这个，现在还是一样，我至今身上还有着许多从小养成的怪习惯。
试训伊普斯维奇
大概在我12岁的时候，就有球探来观察我了，当时我进入了雷德胡男孩俱乐部的14岁以下队，表现还很不错。我热爱这个俱乐部，能在一个正规俱乐部参加一些正规比赛，感觉实在是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在一些正规场地上踢球，而且场上有真的球门和球网。虽然每场比赛结束后我们都要把这些设施搬走，生怕有人把它们给偷了。
我想米德尔斯堡的球探大卫·罗伊德是最早来看我踢球的球探之一，伊普斯维奇的球探约翰·卡鲁瑟斯也亲自到过我家，他看过我为加茨海德男孩队踢的一场比赛，当时我在二十米外远射得分。那天我穿着一双新球鞋，那是母亲连续加班才为我买来的，我知道自己亏欠母亲太多，所以必须好好表现。
第一次正式试训是去伊普斯维奇，他们要求我和好友凯什·斯普拉贡都去呆几天，如果他们只要我一个人去的话，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愿不愿意。我们俩住在俱乐部安排的公寓里，在伊普斯维奇的训练场，我们见到了那些平时在电视上才能见到的著名球员：特里·布切、约翰·沃克和米克·迈尔斯。我找他们要签名，这些球星都挺友好的，没有一个人粗暴地把球迷推开，然后转头登上他们的豪华名车——我也不记得他们当中有谁开的车特别豪华。在上世纪80年代，职业球员的工资收入很高，不过绝不像现在的球员这样高得离谱。
博比·罗布森当时是伊普斯维奇的主教练，他的前任包括了著名的英格兰国家队主教练拉姆塞爵士，博比后来也成为了英格兰国家队主教练。博比对我们很好，我喜欢他，可能和他也是个纽卡斯尔人有关，因为他能听懂我的口音——我当时说话太紧张了。在那些成名球员身边，我感觉自己就是个小不点，当时凯什都显得要比我高出一头。博比向我们解释说，我们当中大部分人都不可能成为职业球员，可是不要太沮丧，一定要努力去争取。
不论博比多好，伊普斯维奇的球星们多好，我对这个俱乐部都不太感兴趣，或者也因为当时我太小，因此和伊普斯维奇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发展。
凯什和我急急忙忙赶回家去参加雷德胡的一个杯赛决赛，赛前当对手正穿着训练服热身时，我溜到他们的更衣室里把他们的球鞋全都偷走了。那场比赛我们5比0轻松获胜。
我的第二次试训是去米德尔斯堡俱乐部，这次我们受到的接待更好，住在一个正规酒店里，而不是公寓或者青年旅行社。说这是一家正规酒店，因为里面有一张正规台球桌，我在那里打台球的时间恐怕要比睡觉的时间还多。试训不到一半我就溜回家去支持雷德胡参加的一场重要比赛，没想到我一脚踩在一些碎玻璃上，伤得很厉害，最后不得不又去伊丽莎白女王医院医治。此后米德尔斯堡再也没和我联系过，这当然都是我的过错。凯什比我更幸运，他得到了米德尔斯堡的学徒合同。
纽卡斯尔球童
南安普敦是下一家和我联系的俱乐部，劳里·麦克马纳米当时是南安普敦主教练，只是我在试训过程中很难见到他，他当时不太想管青少年训练计划。我对南安普敦的教练水准不太感冒，而且那个南方海滨城市离家太远了，没呆几天我就回家了。
最后，在1980年夏天，纽卡斯尔俱乐部终于来敲门了。我想他们在长期观察我，只是对我的潜力还不是很有信心，当纽卡斯尔的球探来到我家时，父亲对他说出的第一句话是：“你怎么这时候才来？我们等你已经等了很久了。”纽卡斯尔一直是我支持的球队，当我嘴里还含着奶嘴的时候，就穿上了黑白相间的“喜鹊”球衣。对于这件球衣，不论多脏多破，我都舍不得脱下来拿去洗。
纽卡斯尔很快就和我签订了学徒合同，我们这些学徒每周二放学后到俱乐部训练两个小时，如果学校放假那么我们在俱乐部训练的时间将更长。即便进入了纽卡斯尔，我仍然会和小哥们在街上或者公园里踢球，他们也非常想从我这里打听到关于自己的足球偶像的最新消息。
在一场纽卡斯尔的主场比赛中，我很幸运地成为了球童，在圣詹姆斯公园球场喧闹的气氛中，将球从边线掷给一队的球星们，那种感觉实在太棒了。这些球星都是我经常在训练中见到的偶像级人物，例如比尔兹利和沃德尔（译者注：均为前英格兰著名国脚），我太爱他们了！当时的纽卡斯尔只是一支英乙球队，前一个赛季他们表现得很糟糕，只获得了英乙第9名。
当我进入纽卡斯尔时，主教练是比尔·麦克加里，然而不到一个月他就被解雇，取代他的是亚瑟·考克斯，一个我又尊敬又痛恨、既热爱又害怕的教练。考克斯一坐上主教练的宝座，就开始关心青少年球员的成长，他经常来看我们训练和比赛，而且场上有什么细节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马上就知道了我们所有人的名字，有时我在睡梦中都能听到他在场边大声狂吼：“加斯科因！”我在训练和比赛中总喜欢玩些小花样和技巧，不过考克斯从不臭骂我，对其他球员他可不是这样，所以我知道其实他挺喜欢我。
我平时参加训练，就是从唐斯顿码头坐大巴去本维尔训练基地，车费5便士。俱乐部每周最多能给我们5镑的交通费，因为有很多孩子得坐火车来训练，距离比我要远得多。按理说我是拿不到5英镑的，可我总能想到各种理由和办法，把它拿到手，这就成了我的第一笔工资。我会拿这些钱给父母买些小礼物，或者完全浪费在投币自动售货机里的无聊玩意以及老虎机上。
输光姐姐的工资
有段时间我对独臂土匪的玩具特别着迷，于是把自己所有的钱都花在那上面了。我经常会把口袋里的最后5便士都花掉，结果连坐大巴回家的钱都没有，不得不跑步回家，这倒是很好的体能训练，所以我的身体在那段时间成长得不错。
还有一段时间，我对老虎机极其上瘾，天天都泡在上面玩，输完钱后，我会到处偷钱去继续赌。我记得有一次为了玩老虎机，把姐姐安娜钱包里的15英镑全部偷走，然后输得精光。安娜连心都要碎了，她那时刚开始工作，15英镑是她工作第一周的全部工资。她一直想成为一个演员，可是学校的老师让她找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于是安娜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电话接线员。她把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都攒了起来，想哪天晚上出去玩的时候有些钱可花。在发现钱全不见了后，她是那样伤心，让我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我哪里知道这15英镑对她来说如此重要。
我想后来我总算弥补了安娜的损失，当时我发誓再也不赌博了，我几乎做到了——至少我没有再疯狂地赌博过。我也许有很多其他毛病，不过玩老虎机和赌马不是我的毛病。这件事过去几年后，我有一次买了张25便士的彩票，结果中了 2000英镑。当我把这笔钱拿回家时，母亲问我的第一句话居然是：“你从哪里偷了这么多钱！”
14岁时我转到了一所更大的中学——希斯菲尔德中学，地理老师赫普沃斯先生是我的班主任。一天上课的时候，赫普沃斯先生讲的是阿尔卑斯山或什么其他的无聊内容，我闷得慌，于是整堂课都在书包上练习自己的签名。后来赫普沃斯先生走了过来。
“你在干什么，加斯科因？”
“我在练习签名。”
“为什么要练这个？”
“因为我会成为一个著名的职业足球运动员，所以我必须练好签名。”
“一百万个人当中只有一个能成为职业球员，”赫普沃斯先生说道，“所以你还是省省吧。”
我马上告诉他，我就是一百万人当中的那一个!
可是要真正成为职业球员，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跟队友相比，我获得纽卡斯尔的学徒合同时的年龄的确很小，不过我还没有成为英格兰国家队的成员，这是我当时奋斗的目标。
我参加过杜汉姆郡中学生队的试训，当时上演了帽子戏法，可是地区代表队再也没来找过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从此就不理我了。每次有邮差经过家门口，我都会冲下楼去，看看是不是英格兰中学生队邀请我训练的来信，然而这封信从来没有出现过。
这是因为我能力不足，还是因为我的家庭原因，或者我们加斯科因家族名声不好？即便今天我仍然不知道答案。我想有一个原因就是父亲从来不会去拍马屁、去讨好那些少年队队员的选拔者，他更有可能怒骂着让他们都他妈的滚蛋，即便其他的孩子家长都在拍马屁。父亲从来不会在那些当权者面前卑躬屈膝。我知道在那些选拔地区中学生队成员的老师里，有一个特别讨厌我，这可能就是我落选的原因。
那种失落当时的确让我很沮丧，我没有机会代表英格兰中学生队比赛，不过我告诉自己那些选拔者都是傻瓜，他们不选择我，而宁愿去选择那些一无是处的孩子，其中还包括超龄的孩子。
教弟弟当孩子王
第一次喝醉酒的时候，我才刚满14岁，一个叫肖恩的朋友从一个商店里偷了一瓶伏特加，我们俩找个地方把它喝完了。后来我蹒跚着走回家，连说话都说不清楚，感觉特别难受，我是那么难受，甚至发誓再也不碰酒了。显然我没能信守诺言，不过这之后的四年我的确没有喝过酒，我和酒再次发生关系是在18岁。
弟弟卡尔比我还要离谱，他居然被发现吃迷幻药，当得知他干这种事后，我为他伤心地哭了两个星期。所以现在当我想起加斯科因这一家承受过的各种打击和厄运时，仍然为家里的每个人感到骄傲，我们都挺过了各种难关。
卡尔结交了一帮不好的朋友，还干过不少坏事，最后因为表现太差被学校开除，并且被送进一个专门管教坏孩子的工读学校。我不知道那个学校在哪里，也从来没有去看过卡尔，据说那是在海边一个很封闭的地方。当他离开家时，我发誓会一直给他写信，他也保证肯定会给我回信。我在给他的第一封信中写道：“早点回来吧，我们都很想你，请你一定要早些回家。”卡尔隔了很久才给我回信，收到来信时我非常兴奋，打开一看，“滚蛋吧，保罗，”卡尔写道，“我爱死这里了。这里每天管三顿饭，还能打乒乓球和台球，所以你给我滚蛋吧……”
可是后来我能从他的信中感觉到他并不是那么乐意呆在这所学校里，他一直被一个大孩子欺负，而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对付这种情况。有一次他在信里告诉我，学校有个放鞋子的暗房子，于是我马上写信让他找一天把那个坏孩子带进鞋屋，然后马上关灯，并且用最大的靴子猛打这坏蛋的头部。卡尔果然按照我说的做了，还说他后来居然成为了学校里的孩子王，从那以后他就是学校里打架最厉害的。
卡尔也是一个不错的足球选手，进入过纽卡斯尔少年队，好多年后，我和大卫·巴蒂（译者注：前英格兰国脚，在1998年世界杯对阿根廷一战射失关键点球）聊天，他还记得自己跟卡尔小时候交过手，那时候巴蒂是利兹联少年队队长。那场比赛卡尔被对方踢得很惨，利兹联所有梯队的球员都很粗野，卡尔受了重伤。后来只要我能参加比赛，肯定会去找那些欺负卡尔的孩子麻烦。
卡尔很有足球天赋，但他在纽卡斯尔没干多久就放弃了足球。受伤当然是原因之一，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是，卡尔对喝酒、追逐女孩更感兴趣，他就是纽卡斯尔一个最典型的本地小孩。我觉得这孩子真是不可救药。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滴酒不沾，而且绝对和毒品无缘。我也许是个愚蠢的小偷，可我的淘气史仅此而已，我对女孩子从来没有多少兴趣，和她们相处得不错，虽然在我很小的时候曾担心过自己脸上的雀斑会使女孩子不喜欢我。母亲为我买了一些特殊的肥皂，涂在脸上两分钟然后用水冲掉，这样就能洗掉雀斑。我决定好好试一下，要根治脸上的雀斑，于是我把这肥皂沫涂满了脸，厚厚的一层，然后上床睡觉，心想一晚上会有奇效。第二天起床照镜子，我才发现自己简直是三级烧伤！
雀斑后来消失了，就像它们爬上我脸庞一样不知不觉，因为我也长大了。不过我还是对女孩子没有太多兴趣，我更喜欢跟男孩子们呆在一起。
下期提要 加扎很快就实现了成为职业球员的梦想,不过这个过程中充满喜剧色彩,他和主帅杰克·查尔顿的关系令人发笑。成名对加扎而言易于反掌，不仅由于他的足球才华，更因为他开朗滑稽的性格，可在他内心深处， 他从来不是一个快乐的人。
我的生命图表：“加扎”的由来
消息来源：足球周刊
作者： 颜强
加斯科因的这本自传《我的故事》对其18年的职业足球生涯作了回顾，在英国社会上激起了很大的反响。由于此书朴素且饱含热情，很有希望获得2004年英国最佳体育图书奖。
上期提要 加斯科因迷上了偷东西，不过很多时候他都将“脏物”送给了朋友。经过几次试训后，最终他加盟了钟爱的球队纽卡斯尔。14岁时加斯科因第一次醉酒，不过此后4年他都没有再碰过酒精。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的生活主题都是足球，内心深处似乎有一种力量在推动着我永远把足球放在第一位。我必须保持身体健康，储备好充分的体能，最重要的是，意志一定要十分坚定，否则我知道我永远也无法成为职业球员。
偷基冈的鞋
1982 年8月，凯文·基冈和纽卡斯尔签约了，那是当时的头等大事。这是主教练亚瑟·考克斯干得非常漂亮的一笔交易。我们仍然是一支乙级队，可基冈被看作是纽卡斯尔的救世主，他在故乡也有一个不错的开始，在他的首场比赛中，我还记得对手是女王公园巡游者，基冈打进了全场比赛唯一进球。
考克斯经常让我给基冈干活，例如为他擦球鞋什么的，他也许想让我认真向这个绝对的职业球员学习。基冈有一次拿双新球鞋，他居然让我先试穿一下，把鞋子撑大，然后再自己穿。我的脚比他的可大多了。
有一天回学校前，我偷偷拿走了一双基冈的新球鞋，到同学面前炫耀。在回家的大巴上，他们把两只鞋传来传去，当作宝贝一般观赏，可是当我回到家时，才发现有一只鞋已经不见了，也许是被人偷了，也许是我自己把它弄丢了。于是从巴士站回家的路上，我边走边哭，最后让父亲陪我回到巴士站等候，看有没有好心人把另外那只基冈的射手鞋送回来。没有人相信我们在等待一只基冈的比赛球鞋，这只鞋也始终没有出现，我痛苦了很久，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只能“投案自首”。基冈真是个好人，他一点都没有责怪我，当我把整个丢鞋的过程告诉他后，他只是一笑了之。
快到16岁时，我要参加一些CSE（译者注：英国中等教育证书考试）考试。我念书从来都没上心过，可我在学校里并不是坏孩子，只是比较活泼捣蛋而已。越接近学期期末，我越迫不及待地希望这一切赶快结束，这样我就能走出教室去磨练球技。我想老师们看到我终于要离开学校了，心里也会挺高兴的。
如果我对学习兴趣能更浓一点，考试结果也许就能好一些。学校安排我参加了六门CSE功课考试，我通过了两门，英语和环境科学。数学我应该能过关的，可是考试的时候我的课桌坏了。当然，这只是我一直自我解嘲的借口——那张课桌的螺丝钉早就有些松动，我边答题边摇摇晃晃，最后那张课桌全散架了。于是，我把考试剩余的时间都用来修补课桌，希望能把它重新立起来，最终课桌仍然是一堆散木条，考试题我只做了1/3，其实我数学学得并不差，我从来都对数字很敏感。
考试不过关我才不担心呢，就在我16岁生日这天，1983年5月27日，我和纽卡斯尔签署了正式的青年队球员合同。
从“加萨”到“加扎”
在和纽卡斯尔签约时，我希望父母亲都能在场——而且我希望在自己签完名后，他们也能在那份合同上签名。不过那时我父母亲彼此不说话，可能父亲当时又在离家出走。不论如何，最终他们还是都赶到了俱乐部，尽管他们彼此对视的眼光里只有怒火。我当时留意到在签约现场的助理教练威利·麦克法尔意识到了我父母亲离奇的关系，这个纽卡斯尔的前门将肯定在心里暗骂，他妈的这两口子怎么了。想到这里，我又一次尴尬不已。
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份带薪合同，合同时限两年，每周我能得到25英镑，此外母亲每周还能从这份合同里得到30英镑，因为是她在照料我的日常生活。
科林·萨吉特是青年队教练，这家伙总算退役了。他后来告诉我，在他带过的所有年轻队员中，我是最让他头疼的。那时候他老让我在训练中不停地跑圈，想要把我的体重降下来。有一天特别炎热，我跑得精疲力竭，科林还在诱使我多跑一圈，我感觉自己都快崩溃了，实在不能动了，这家伙还在说：“最后一圈，孩子。”于是我鼓起劲头又跑了一圈，跑着跑着我就开始漫步，看到其他队友在场边舒服地吃着冰棍，真让我恼火。我和他们训练一样刻苦，为什么总是让我多跑圈。等我跑完这一圈后，科林冲着我吼道：“你撒谎！你还能再跑一圈的，我命令你再跑一圈！”我当时叫他滚蛋，这么和教练说话当然不对，俱乐部马上惩罚了我。
萨吉特是第一个叫我“加扎”（GAZZA）的人。父亲从朋友们那里得到了一个“加萨”（GASSA）的昵称，所以小时候也有人这么称呼我，不过萨吉特把我的名字改成了“加扎”。我想他也不是有意这么改的，而只是因为他的桑德兰口音，从此我就变成“加扎”了。
就足球技术而言，在青年队里我是最出色的，射门和带球都没问题，可我必须承认我缺乏速度，而且我当时的确有些超重。在健身房里，我们和一队队员们一道做各种肌体锻炼，因此从瓦德尔和比尔兹利这些成名球星身上，我学到了很多，我总在模仿他们的一举一动。老队员们还有一种特殊的射门练习，面前20米处摆放着各种不同形状的图形：圆形、方形或者椭圆型，球员必须接到传球后，立即对着不同形状的目标射门。可这个练习考验的是球员的瞬间反应能力，因为一脚接球后，教练才会喊出目标图案，你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射门，还得保证精确。队里做这些测验的时候，我是青年队唯一能圆满完成这个射门练习的球员。对于自己的足球能力，我向来充满自信，绝大部分有球练习和有球技术测试我都是佼佼者，可球场之外的生活却并不是那样如意。
第一个女友
青年队队员必须在每天上午9点15分赶到俱乐部训练基地，我从唐斯顿坐大巴去，从来都不迟到，因为我每天都急不可待地想要去踢球。训练之余，青年队球员还要干些真正的脏活：打扫更衣室地板，清洗厕所和浴室，为一队队员擦球鞋。
在我正式进入青年队不久，青年队就到阿伯丁去参加了一个杯赛，那是规模很大的比赛，像格拉斯哥流浪者、拜仁这些豪门的青年队都来了。这对我们来说，算是对日常训练和擦鞋的一次愉快摆脱。杯赛延续了好几天，由于其间包括一个周末，那两天球队放假让我们回家休息。
回到家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骑一辆80CC的小摩托车，那是我一个朋友刚买来的。我并没有摩托车驾照，可是我以前骑过小摩托车，所以认为自己没问题。谁知道我这次试车的距离只维持了一条街的长度，在第一个拐弯角上，我居然没有松开油门减速，车速那么快，我整个人飞了出去，随后又一次来到我熟悉的地方：伊丽莎白女王医院。医生往我的膝盖里打了不知道多少针，我想这个为我进行治疗的医生也多半是个像我一样的实习生。他根本不会清洗伤口，因此我的两条腿看上去太恶心了。戴着这些大小包裹，我在星期一还是赶到了阿伯丁，然而随后的比赛却跟我没有关系，我无法参加半决赛。
我没有向俱乐部报告发生的这次摩托车事故，然而当杯赛结束，回到纽卡斯尔进行正常训练时，我腿上那些恐怖的伤口和包扎痕迹都还在，要是我脱掉长裤的话，教练肯定会发现我的惨状。没想到还没到脱掉长裤的时候，我就在俱乐部门口碰到了主教练考克斯，他一眼就发现我走路的姿势有些不对，于是问我发生了什么问题，我只能告诉他事实。
“你真想成为一个职业足球运动员吗，加斯科因？”他问我。
“当然，SIR。”我似乎感觉到自己要开始哭了。
“那么你必须表现得像一个职业球员，如果你再干一次像这样的蠢事，你在这里就完了，知道吗？”
俱乐部一直在警告我们，教育我们如何像真正的职业球员那样生活：不要沾酒、不要抽烟、不要和那些乱七八糟的女人混在一起，不要干任何有可能引发事故危险的事。至少我不喝酒也不抽烟，实际上那时我根本不愿意呆在有人抽烟的屋子里，因为我父母抽烟太多了。我也从来没有和那些乱七八糟的女人混在一起，16岁时我才和第一个正式女朋友一道出去，她的名字叫盖尔·普林格，是唐斯顿男孩队主教练的女儿。我经常呆在他们家里，这家人对我都非常好。我跟盖尔相处了两年才睡在一起，所以我第一次有性行为至少是18岁了。看起来从相识到我俩发生关系，两年时间是不是太长了？不过那时候我确实很小，对这种事情一直很紧张，不敢轻举妄动，我想盖尔当时的感觉和我是一样的。当我们真的做了那事之后，感觉更是如释重负，而不是别的什么。
一生的朋友
最让我讨厌的事情就是独自一人，因为我害怕孤单，孤独会让我无所适从。幸运的是，从我十六岁开始，我就认识了我一生中最亲密也最长久的朋友吉米，自从认识了他，我再也没怎么孤单过。
吉米·“五肚皮”·加德纳就是我朋友的名字。我对他的第一记忆是在一支周日公园球队踢球时，当时我16岁左右。吉米没有踢球，他就是那个在场边拎着个海绵桶的小胖子，有人受伤他就拿海绵去给人“治伤”。这种人在所有的周日公园足球场边都能见到，所以英国足球对老式的队医有“神奇海绵”的绰号。吉米个子不高，肩膀也没有我宽，可他有太多层肚皮，所以有了“五肚皮”这个花名。
过了不久，他在唐斯顿一家小吃店碰到了我，当时我正和女朋友盖尔坐在一起吃东西。当盖尔起身去补妆时，吉米走过来坐在她的位子上。“那是我的妞的位子。”我对这个大胖屁股说道。吉米说他只是想告诉我，不论什么时候我想要去基地训练，他都能开车送我。从那一刻开始，我俩成为了最好的朋友。他第一次开车送我去训练时，我就问他能否让我试试这辆车，然后我开车一头撞在墙上。
后来我从工资里省了点钱出来，买了一辆二手“迷你”车，尽管当时我既没有通过驾照考试，也没有办任何汽车保险。一次，一个嬉皮士突然从我们面前的路上横穿，我并没看清楚他是谁，至少他看起来像个吸毒的嬉皮士，结果他撞在我们车上。
我正驾着车，当时差不多吓疯了。我只知道立即调转车头，全速往纽卡斯尔城里开。等赶回城里后，我把车扔在一个没人去的地方，把前窗砸烂，让它看起来像是被人偷过然后又废弃了的一样。当时我吓得要命，要是俱乐部知道这事后，我的职业前途就全完了，俱乐部肯定会把我开除的。
这段时间我积攒了一些钱，于是我告诉吉米，如果事情被发现后，他告诉警察说当时他在开车，并且是他开车撞的人，我就给他一百英镑。我当时住在盖尔家里，我没有对她以及她父亲说这事。
那天半夜里，我听到了楼下的敲门声，警察来了。他们告诉盖尔父亲发生了交通事故，可他对此一无所知，于是警察把我从床上拖了出来询问我。我说我的车早被人偷了，不知道有什么交通事故，警察冷冷地盯着我：“别想这么逃脱责任，孩子，我们知道事情的全貌，吉米什么都说了。”
这个肥胖的王八蛋！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却在警察面前什么都招了。至少当时警察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询问那个被我们撞上的人情况如何，有没有死？警察说他后来在医院里被缝了二十四针，不过正在恢复过程中。当吉米在法庭提供自己的证词时，我不停地在桌下伸腿踢他。这个混蛋。最后我被罚款260英镑，我的驾驶执照将被扣去8分——即便当时我根本没有什么驾照。吉米被罚了120英镑，驾照扣去4分。那个晚上，我跟吉米出去喝了个烂醉。
苦练肌肉
我和青年队教练萨吉特关系仍然不好。虽然我在队里表现非常好，球队成绩也很出色，拿了好几个冠军，但是萨吉特老是背着到处说我坏话，不是体重问题，就是我老在场外惹麻烦，或者受伤太多等等。对于他这样的态度我并不觉得吃惊，可教练的作法仍然让我难受，更让我对自己的一些行为沮丧不已，特别是我老爱吃那些易发胖的垃圾食品，而只要我心情不佳，我就特别爱吃那些东西，这或许就是很多人猛然发胖的原因。
只有很小一部分青年队球员能最终成为职业球员，这谁都清楚，然而我对自己的足球能力充满信心，坚信一定能成为那不到10％的成功者。我相信自己比其他球员要好得多，甚至是其他绝大部分球员，包括那些职业球员。我意识到要成为青年队队员当中最好的，这也是我决心奋斗的目标，那么我就必须锻炼得更加强壮。因此我开始了一些额外的举重等训练，来强化自己的上肢肌肉，吉米经常帮我到健身房去“借”杠铃等器具，搬到唐斯顿公园，这样我从俱乐部训练完了后可以到公园里自己加练。等到我晚上训练完了，胖子吉米再气喘吁吁地和我一道偷偷摸摸把这些铁疙瘩们“还”回去。
谁都无法判定哪位年轻球员将脱颖而出，要想获得最后的成功，才华必不可缺，可求胜的决心也是同样重要的。当我年龄很小时，我的右脚踝关节受过一次伤，因此在恢复的那几周时间里我一切都依靠左脚进行，后来我踢球时左右脚的技术几乎没有区别。这其实完全是苦练出来的成果，我用了很长时间去专门练习左脚，以及两只脚之间的配合。一队的一些成名球星，像瓦德尔和比尔兹利等人，这时候都已经成为了我的朋友，他们对我也非常好。也许瓦德尔曾经骂我是胖狗屎，可我没想到他其实也挺喜欢我的。
锻炼上半身肌肉对我的足球事业很有帮助，我肌体的成熟速度更快了，当我和那些一队的老球痞一道比赛时，他们很难靠身体把我压倒，或者通过极其凶猛的冲铲来威胁我，这些招术对付那些缺乏自信的年轻球员通常是最管用的，因为年龄的原因，球员之间毕竟存在着肢体力量的差异。
我还是很有可能被残酷的职业足球体制淘汰掉的，就因为那些非足球原因。如果我没能成为一名职业球员，如果我在青年队那两年缺乏决心和天生的才华，老天都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对于最终能控制住体重，锻炼出强健的身体，我感到无比高兴，这时我腹部的肌肉已经非常结实，就像岩石一样。有一次我让一个哥们用力挥拳击向我的腹部，看看是他的拳头硬还是我的腹部肌肉结实，结果这家伙的手指关节都错位了！
第一次代表一队出场
1983 -84赛季末，纽卡斯尔一队升级成功，俱乐部的成绩和我个人的表现，当时都显得十分乐观。可就在纽卡斯尔升级后，基冈宣布退役，没想到这还不是唯一的打击，主教练考克斯马上也宣布辞职。基冈是老了，可考克斯辞职让我们都无法理解，我想他失望的原因是和董事局发生了矛盾。
1984年6月，我刚满17岁，球队就来了一个新的主教练——杰克·查尔顿。但他显然不喜欢我，入主纽卡斯尔没几天，他就把我叫进了办公室。他没有让我坐下，我就愣愣地站在那里，等着老板发话。他走了过来，伸手拍了拍我的肚子，就像在检查一个待产的孕妇。
“我听说你是个厚脸皮胖子。”他说道。
我只能嘟嘟囔囔地胡乱否认。
“我还听说了，在这个肥肚皮底下有点足球技术。好吧，给你两周时间，你把这个胖肚子给我减掉，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那你就得离开青年队、离开这个俱乐部。”
我满脸泪水离开了他的办公室，主教练的用意是好的，他虽然吓坏了我，却也在更多方面帮了我。我勉强做到了这种饮食上的调整，虽然很艰难。同时我还在身上紧紧地箍着一层厚塑膜去跑步，这样我的体重终于降了下来。此后，我在预备队也逐渐踢上了比赛。在这个赛季快结束时，1985年3月，我获得了第一次随一队征战的机会——我们在英甲联赛里客场挑战伊普斯维奇。
又过了几周，4月8日，我第一次被列入了替补名单，而这正是纽卡斯尔每赛季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和桑德兰的英格兰北部德比战。然而这场比赛我没能获得上场机会，可接下来一周，4月13日主场对女王公园巡游者的比赛，我又一次被列入了替补名单。
当我们队的大个子乔治·莱利打进那场比赛唯一进球后要被替换下场时，主教练查尔顿立即冲着我一挥手，让我脱掉训练服马上上场。
这就是我在一队的处子登场，圣詹姆斯球场的观众们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支持，因为这天在场的21000名观众大部分都见过我在青年队的杰出表现。本地的报纸也一再报道说球队应该给本队培养的年轻队员机会，尤其是我。
我很喜欢在球场上和别人聊天，一直如此，即便是和对手聊天。一上场我就发现自己和女王公园巡游者的罗比·詹姆斯站在一起，他是个经验丰富的威尔士国脚。我记得自己当时对他说：“这一切简直太棒了！这种气氛无与伦比！”接着我马上得到了一次传球，他立即把我铲翻在地。他的手肘直接打在我喉咙上，让我横飞出了球场。
我当时是那么地兴奋，完全忘了自己在场上都干了些什么，除了那个1比0获胜的比分。比赛结束得太快了，好像我一上场比赛就要完了，可我还是成功地打进一球，虽然那个球被吹无效，那种感觉实在棒极了。
父亲从朋友们那里得到了一个“加萨”（GASSA）的昵称，所以小时候也有人这么称呼我，不过萨吉特（青年队教练）把我的名字改成了“加扎”。
只有很小一部分青年队球员能最终成为职业球员，这谁都清楚，然而我对自己的足球能力充满信心，坚信一定能成为那不到10％的成功者。
下期提要 在一队站住位置并取得第一个进球，加斯科因的天分引起了全英国的关注，他成为了以最快速度蹿红的未来之星。当英国足球仍无缘欧洲赛事时，这个胖小子被寄予了巨大希望。当纽卡斯尔已经无法满足其前进的要求时，他在第一次转会时做出了令人意外的选择。
加斯科因自传：梦圆国家队
消息来源：足球周刊
作者： 颜强
我在托特纳姆的周薪是1500英镑，而此前纽卡斯尔给我的是120英镑。同时我在托特纳姆还有上场奖金，累加起来周薪能达到2500英镑，此外如果能入选英格兰国家队，合同中还会给我额外的奖励。这时候我还得到了一份足球鞋赞助合同，价值1万英镑。我的合同中没有关于进球的额外奖励条款，很多球员都喜欢在合同中加进这种内容，可我从来没有要求过，因为我不想给自己增添额外的压力。
穷追不舍的瑞典姑娘
当时大家都知道托特纳姆是一个大手大脚的俱乐部，白鹿巷有的是钱，同时他们也是整个英甲门票收入最高的俱乐部。1985年他们的门票收入达到250万英镑，曼联都只有225万英镑，利物浦和阿森纳就差得更远了。
俱乐部主席斯科勒向我保证过的一件事便是只要我乐意住在酒店里，托特纳姆就会一直买单。他们让我住进了一间特别好的酒店，英格兰国家队集训时也经常在这里下榻，于是我接来了一些亲戚朋友同住。我们在酒店里每天饮酒作乐，甚至让“五肚皮”吉米到酒店的大鱼缸里去游泳，当然他得裸泳。
结果我们被大骂一顿，不得不搬到天鹅酒店，满耳朵都是要我们别再胡闹的警告。这次我没再惹是生非，实际上，我和酒店的工作人员混得特别好。我在天鹅酒店呆了大概6个月，简直成了这家酒店的一件家具，后来酒店要招收新员工时，我都会坐在考官的椅子上。只有一个家伙不太喜欢我。他当时有个女朋友，两人经常在酒店后院私会，以为谁都发现不了他们。我和朋友们有一天发现了这个秘密，因为从我们卧室的窗户正好能看到他们。这时他的裤子褪到了地上，光着屁股，我实在忍不住，拿出气枪对着他的屁股就是一枪，疼得他喊爹喊娘，我们在房间里笑得死去活来。
第一次代表托特纳姆上场，是在瑞典的一场赛季前热身赛上。上场前，通道两旁有好多瑞典美女排队欢迎我们，我随意地伸手拍了一个瑞典姑娘的头。说实话，当时我跟本没有细看她的长相，而且事后我也根本记不得她长什么样，可是她记住了我。当我们在瑞典的巡回赛打到第二站时，这个瑞典姑娘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她给我送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求爱信，当中还有一张我当时拍她的照片。这张照片在球队大巴上广为流传，全队都为之哄笑。住进酒店时，已经有一簇鲜红的玫瑰花在等着我，那个姑娘开始打电话找我。
她的电话打进了房间，说她也住在这个酒店里，想要我去她的房间。此后我就让瓦德尔来接所有的电话，以为瓦德尔也是纽卡斯尔口音，估计这姑娘分辨不出来。谁知道她根本不让别人接电话，最后我只能向主教练维纳布尔斯汇报：有人在不断骚扰我。酒店马上开始查找这个女孩，可酒店里根本找不到这个人，倒是求爱信和电话从此停止了。没想到几周后，一家报纸突然刊登了一篇报道，说我和这姑娘度过了一个激情之夜，那女孩的照片也出现在报纸上，我仍然记不住她的长相，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这一切是她有意设计的，还是报纸收买了她编纂的故事。不论如何，当她无法接近我时，他们选择了撒谎。
这是类似的事情第一次发生在我身上，显然这决不会是最后一次。我意识到从此我得非常小心，尤其得明白那些盯着你看的可爱女孩绝非看起来那么可爱。这种事情很让人沮丧，因为你从此得对很多人小心防备，不知道他们究竟想对你干什么。
光着脚也能进球
我为托特纳姆踢的第一场正式比赛是在温布利大球场举行的马吉塔杯赛，对手是阿森纳。不知道有多少枪手球迷辱骂我，由于我们最终0比4大败，因此比赛结束时嘘我的托特纳姆球迷也不少，我可以听到他们高唱：“完全是浪费钱！”瓦德尔让我别往心里去，因为他刚来时，也用了很长时间才真正获得了球迷的信任。
我代表托特纳姆的第一场联赛本该是主场对考文垂，可由于当时白鹿巷一个看台还没有修缮完工，因此被迫延期，结果我的联赛处子战居然是在客场对阵纽卡斯尔。足球场上总有各种偶然发生，只是像这样的故事确实是偶然中的偶然。我希望纽卡斯尔球迷，尤其是坐在绞架台看台的球迷们能理解我离开纽卡斯尔的原因，能够放我一马。可是对这些球迷最好的描述，无非是他们对我的反应比较复杂。当我开角球时，有人拿一块巧克力砸在我身上。我通常的反应是当作一个玩笑，拿起巧克力大咬一口。这次我也想试试，可扔巧克力的人肯定把它放在冰箱里冻了好几个月，巧克力像岩石一样坚硬。从小到大，为了有一口好牙，我花了不少钱，所以不想为了这块冰冻巧克力嘣掉几颗牙。
随后的主场是对头号敌人阿森纳，对手对我的一次铲断把我一只球鞋都铲了出去，而他还正好踩在那只鞋上。随后瓦德尔把球传给我时，我仍然只穿着一只鞋，即便如此，我仍然用只穿着球袜的右脚控好了球，带球突破阿森纳的后卫，再用右脚抽射破门。这让主场观众大为高兴，我想从这个进球后，托特纳姆球迷开始喜欢上了我。
托特纳姆球迷有一个特点，只有当你表现出色时他们才会支持你，当你发挥不正常时，他们可能会保持沉默，甚至更糟糕。在纽卡斯尔，即便我们0比5落后，球迷还会高唱“我们比以前更支持你们！”我还意识到，有很多坐在西看台的季票持有者，常常在比赛结束前就会起身离去，因为很容易看到那块看台上的空位子。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在纽卡斯尔发生。
在一个周六早上，我准备离家前去球场比赛时，突然发现浴室水龙头坏了。这个问题一路上都纠缠着我，到了更衣室后也一样消沉。后来维纳布尔斯发现我情绪不对，我把水龙头的问题告诉了他。维纳布尔斯说：“我们这里也有热水啊，你愿意洗多少久，就去尽情地洗吧。”可我仍然咕噜着，痛苦地用手抱住头。当一个人进入这种精神状态时，是很难用劝说的方式将他释放出来的。他们都知道干扰自己的是一些末枝小事，可要摆脱出来却是太难了。
于是维纳布尔斯赶紧打电话叫人去找一个水管工，然后让他以最快速度赶到我家去修水龙头，这时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一个小时。就当我们准备上场时，水管工打通了维纳布尔斯的手机，电话是从我家打来的，他把电话递给我，这样我就能和水管工直接对话，清楚地知道的确是一个水管工帮我把浴室龙头修好了。电话一挂，我昂着无比清醒的头脑跑上了球场，踢出了又一场令人眩目的比赛。
英格兰的召唤
维纳布尔斯是对的。我加盟托特纳姆不久就入选了英格兰国家队，那是1988年9月，英格兰对丹麦。维纳布尔斯在训练中把我叫了出去，告诉我这条消息，我简直无法相信。
我在英格兰队下榻酒店签到后不久，主教练博比·罗布森就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欢迎仪式，迎接几个新加盟国家队的球员，全队为我们鼓掌。这听起来有点像小学生的活动，不过当时在国家队确实如此。一个球员攀爬完所有阶梯，终于实现了一个巨大的梦想：进入到最高层次，加入到那些最优秀球员的行列。
训练当中，我就像个傻子一样疯狂地上下奔跑，拼得实在太努力了。和一些老国脚同场训练，让我十分兴奋，像布赖恩·罗布森这种偶像级人物，能和他呆在同一间房子里我就会心跳加快。老门将希尔顿将第101次代表英格兰登场，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可能像他那样多次为国效力，也许我就只能得到这一次机会，甚至连一次都没有。
我知道这次是进不了主力阵容的，可能进入4个替补名单已经让我非常满足了，当然我还是在梦想着上场比赛。赛前走上温布利大球场的草皮，感觉无与伦比，这正是我从小梦寐以求的，成为职业球员之后，我才觉得自己正一点点地接近这个梦想：穿上英格兰国家队队服，走上温布利大球场。真是美妙啊！
比赛快结束前，我终于踏上球场，替换比尔兹利，这时英格兰1比0领先。我一上去就告诉裁判别急着吹终场哨，给我一个表现机会嘛！我就碰了两次球，可还是感觉十分高兴，实现了梦想：21岁时我就有了一次代表英格兰国家队比赛的经历，这是我一生的骄傲。这场比赛只有 26000名观众，也许因为这只是一场友谊赛，所以英格兰球迷的热情不够高，在许多观众眼中，这场比赛挺闷的，可是对我而言，这是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一场比赛。
随后一场国家队比赛，这回对手是瑞典，不过我没有获得上场机会。这就是那场特里·布彻血染赛场的著名比赛，他头部严重受伤，鲜血从绷带里不断往外渗，可他仍然坚持打完了这场世界杯预选赛。受伤后，他马上回到了更衣室，现场接受头部缝针，罗布森让我跟着布彻一道回更衣室，我不明白主教练的意思。布彻在更衣室里飞快地缝针包扎，弄得就像个老妈妈一样，又回到球场上去奋战，这时罗布森告诉我：“看到了吧，加扎，这就是为英格兰出战的最佳典范。”
第一次打主力
国家队的下一个对手是在利雅得客场挑战沙特阿拉伯，我再次入选，当时福特是国家队的赞助商，这场比赛每个主力都能得到一辆新的福特车。可我还是个替补，心里愤愤不平，因为我失去了得到一辆免费车的机会，真嫉妒那些主力队员啊！沙特阿拉伯实在太富有了，我从来没见过像那样的房子。每个人都像是住在王宫里，不管他们是不是王族。
在场边，我做了25分钟热身，就在罗布森面前不断做着各种伸展动作，这样他几乎看不到场上的情况。最后还有10分钟时，我第二次作为国脚登场，这次替换了另一个老朋友瓦德尔。这简直就像主教练发誓只能用他的一个纽卡斯尔老乡去换另一个纽卡斯尔老乡似的。
“加扎，上去给我们进个球。”罗布森推着我上场时说。
“他妈的，”我回答道，“你就给了我5分钟时间。”
我们那天踢得特别差，别问我为什么，也许是沙漠高温，也许是因为我们在这里不能喝酒。我们很幸运地1比1逼平了对手，托尼·亚当斯的进球挽救了英格兰队。当我们回国之后，发现罗布森又一次被媒体围攻，有这么个标题：“看在阿拉的份上，滚蛋吧。”有些报纸还说，如果我们继续这种表现的话，根本没有机会通过世界杯预选赛，因此英格兰国家队最好换一个主教练。足球媒体总是善于预测结果的，因为不论结果如何，它们总有喋喋不休抱怨的理由。
主场对阿尔巴尼亚的世界杯预选赛在1989年4月，我上场踢了大约25分钟。罗布森让我担任右前卫，因为瓦德尔在左路发挥得特别出色，可是一上场我就兴奋得忘乎所以，完全忘了主教练的指示，由着自己的性子满场飞奔，追逐每一个机会。
幸运的是，我的表现还不算太糟糕，我为瓦德尔助攻一次，然后自己又打进了一球，这可是连过两人之后左脚射门命中的，我为英格兰国家队打入的第一球诞生了，这种感觉就像电影里说的云中漫步。这场比赛我们5比0大胜，下场时瓦德尔对我说：“这就是成功!你已经真正成为了国家队的正式一员，继续努力吧，你就会有参加世界杯的机会。”
随后一个月，我第一次作为英格兰队主力登场，这次是在温布利大球场对智利的友谊赛，1989年5月，当时尼尔·韦伯受伤了，我取代了他的中场主力位置。我并不在乎进国家队后打主力还是替补，同时坐在替补席上我对自己的能力仍然充满信心，我相信自己的机会迟早会来临的。
我记得自己有一次高兴地往大卫·希曼怀里跳，当时我们俩对未来都充满着憧憬，希曼正在逐渐取代希尔顿在国家队的主力位置，我也处于上升期，因此我俩即便坐在替补席上，同样心情愉快。
进军意大利
不论如何，我内心深处还是在担心，我害怕自己在场外干的一些蠢事会影响到国家队前途。1989-90赛季托特纳姆客场打水晶宫时，赛前我们在球场上热身，好几个吉祥物在场上表演。为了取悦球迷，我一脚就把其中一个吉祥物踹翻了，而它的扮演者居然是个女孩。不论如何，我没有想到这个吉祥物的扮演者赛后会公开指责我，要求我向她道歉。比赛本身也变成了一场群架，我情绪失控，对着对方的一名球员猛打了一拳，最后我又吃了牌。
不久后，在一场对特兰缪尔的杯赛中，我一脚球踢中一个摄影师，把他的眼镜打碎了。第二天小报就说我是故意这么做的，可我的脚法也没那么好了。这完全是一个事故，可没人相信我。后来我向摄影师道歉，说赛后请他喝酒，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特兰缪尔球迷写信给托特纳姆以及英足总，声讨我的恶劣行为，认为像我这样的球员不能入选英格兰队。
在世界杯预选赛中，英格兰最终获得小组第二，比瑞典少1分。英格兰队获得了意大利世界杯的参赛权，可加斯科因能到意大利去吗？至少我自己每天都在担心。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逼问，英格兰会选择谁在世界杯上和布赖恩·罗布森搭档打中前卫。“那个和布赖恩搭档的人，” 罗布森说道，“必须有脑子又守纪律。他得掌握好进攻和防守的分寸，以及什么时候值得冒险、什么时候需要保守。我不是说加斯科因没脑子，可他必须好好学习怎么充分使用自己的头脑。”
毫无疑问，罗布森此话一出，又给了小报更大的炒作题材。他们立即认定这意味着在罗布森印象中，我就是个没脑子的人，我也开始担心罗布森会用其他球员来担任主力中场。但罗布森是个很公平的人，1990年4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比赛前几天，他专门找到我，详细告诉我从比赛一开始就该怎么踢，同时还不断鼓励我，可见这是个多好的教练。
罗布森曾说过我“像刷子一样笨”，没想到在对捷克斯洛伐克赛前，他居然公开这么说，所以我去国家队报到时，在自己的球袜里塞了把刷子。罗布森一笑了之，不过随后又和我单独聊了一会儿，告诉我说这就是我证明自己的机会，让所有人知道我有多么出色。正如他向我保证过的，我获得了主力位置。
比赛头20分钟，我就像只无头小鸡一样在场上疯跑，随后我逐渐稳定了下来。我给队友助攻3次，还打入1球，我们4比2打败了对手。以前那些说我是场上“灾难”的报纸，这场比赛结束后的标题都变成了“无坚不摧的加扎”。很明显，就是这场比赛让罗布森下定决心，我获得了参加世界杯的资格。
生日蛋糕上有把刷子
就在英格兰队启程飞往撒丁岛世界杯训练基地前一天晚上，我突然发现把护照留在纽卡斯尔了。忙乱中我让吉米连夜开车给我送来，就在球队要出发时，吉米才匆匆出现。
所以我的意大利世界杯开始得并不太如意，可比起罗布森又不能算差了。就在他竭力组织大家准备世界杯时，英国媒体开始爆炒他的私生活。结果在世界杯前，我们已经知道罗布森在世界杯后将离职，不论英格兰在世界杯上取得什么成绩，他都不会离开这个位置。他不仅对英足总失望，对整个英格兰足球环境都已经绝望。这种环境绝不是让国家队安心备战的最好环境，我对罗布森无比同情。
在我们抵达意大利前两天，正是我23岁的生日，在我们下榻酒店的游泳池旁，队友们送给我一个特别订制的巧克力生日蛋糕，由瓦德尔主持颁发仪式——一下子把那个大蛋糕全都砸在我脸上！吃晚餐时，我发现罗布森也给我订了一个别致的生日蛋糕，这个蛋糕顶上放着一把刷子！
世界杯第一场比赛是和爱尔兰交锋，他们的主教练是杰克·查尔顿，我以前在纽卡斯尔的老板。在他刚当上爱尔兰国家队主教练时，他就问过我是否养过一条爱尔兰狼狗，我大惑不解，说没有，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杰克的回答是：“只要你养过一条爱尔兰狼狗，你就能入选爱尔兰国家队！”
世界杯期间，我每天都很早起床，直接从阳台上跳到楼下的游泳池里，然后就去找人比赛，不论乒乓球、斯诺克、高尔夫还是其他的。我特别喜欢世界杯这种国家队集训的感觉，这里有我梦想的一切，我最喜爱的生活方式。不仅是足球，不仅是世界杯决赛圈的刺激，而是能24小时和队友们呆在一起，我总能找到人陪我玩，而且队里总会有些活动在进行着。我不用再去操心那些无聊的家事，像我的大宅子、女朋友们什么的。在世界杯训练营里，我能逃避一切，逃避所有的责任。我不能独处，否则我脑子里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会不停地折磨我，让我陷入偏执狂的境地。
参加世界杯或其他大赛，就像度假一样，我热爱其中的每时每刻，即便是艰苦的训练。每天我都是第一个参加训练，最后离开，甚至当所有人整理好行装准备走了，我还会当守门员，让当地小孩对着我射门。我真希望世界杯能永远进行下去，这样就永远不用面对现实生活了，而此时世界杯还没有开始。
加斯科因自传：泪撒意大利
消息来源：足球周刊
作者： 颜强
加斯科因的这本自传《我的故事》对其18年的职业足球生涯作了回顾，在英国社会上激起了很大的反响。由于此书朴素且饱含热情，很有希望获得2004年英国最佳体育图书奖。
上期提要 加斯科因在托特纳姆热刺继续着飙升的势头，很快就得到了英格兰国家队的征召，实现了一生的梦想。不过他在场内场外的一些闹剧险些让他失去了去意大利参加世界杯的机会，幸好他最终用出色的表现打动了国家队主教练博比·罗布森。
英格兰在意大利世界杯的第一个对手是爱尔兰，这场比赛以1比1收场。随即我们和荷兰0比0打平，荷兰在赛前被看作是世界杯冠军大热门，他们有一批非常出色的球员。在那场比赛中，我问过范巴斯滕，看他在意大利能赚多少钱，我还翻开古力特的头发，看他那长发绺是不是真的。“看起来不错吧？”他问我，“棒极了！” 我回答道。
连伤两根脚趾
我还在这场对荷兰的比赛中上演了那种克鲁伊夫式转身，很多媒体都觉得新鲜，报纸上大肆报道。有人认为我是故意做给荷兰人看的，其实我此前多次表演过这种转身，只是别人没有注意过而已。在世界杯上和一流强队竞技，我感觉很自然。
当天晚上，我们决定出去喝两杯，放松一下，这肯定是教练不允许的。我们七、八名队友偷偷溜出酒店，来到一个满是意大利球迷的酒吧里，意大利佬缠着要跟我们较量腕力。队友克里斯·伍兹是个巨人，但他碰上了旗鼓相当的对手，两人好一番较量。伍兹用尽全力最终取胜，于是我们大为欢呼，叫了更多的酒进行庆祝。就在这时，突然间警笛狂鸣，原来主教练博比·罗布森发现我们都不在酒店里，惊慌之下，让意大利警察来找我们。我们个个夺路狂奔，在博比发现之前跑回了酒店。我和瓦德尔没命地跑回房间里，队长布赖恩·罗布森，另一个纽卡斯尔佬，也跟着回到了我们房间里。进入房间后，我跳到床上大笑大叫，还在为刚才紧张刺激的一幕过瘾，布赖恩这时也冲着我笑骂道：“你这个纽卡斯尔傻瓜，喝一点酒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布赖恩想把我从床上摔下来，于是他举起床垫将我往床下晃，突然他滑倒在地，床垫猛然砸在他的脚尖上，鲜血狂流。“赶紧，”我说道，“到盥洗台里去洗干净。”我们仨冲进洗手间，在盥洗台水龙头冲掉血迹后，一个很长的创口显露出来，这下子大家都清醒了过来。我们只能叫来一个训练师，他过来之后，只看了一眼，就说必须通知博比。天哪，博比当时简直就气疯了。他知道我们在外面偷着喝酒，然后又一起胡闹，知道我们肯定是在一起干了些蠢事，这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他要我们告诉他这伤势究竟是如何造成的。我就说布赖恩刚才在盥洗台里洗脚，一没站稳滑倒在地，所以受伤了，纯粹是意外事故……
“我不相信你，”博比冲着我说，“我迟点再找你算帐。”随后他带着布赖恩去找大夫。
英格兰国家队队长，球队中场核心，就这样结束了他的意大利世界杯，因为在一场酒后狂闹中愚蠢的玩笑。我们此后一直没有把事实真相告诉博比，布赖恩受伤的真正原因没有出现在任何媒体上，他回国接受治疗的原因，只是说他的阿喀琉斯之踵旧伤复发，这个旧伤的确一直困扰着布赖恩。于是布赖恩就这样回到了英格兰，大卫 ·普拉特临时飞抵意大利，作为布赖恩的替补。
就在布赖恩受伤第二天，我也出事了。一大早我就在酒店游泳池前的草地上狂奔，想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游泳池，潜泳最长的距离，因为我和瓦德尔每天都在比这个。可我还没跑到游泳池边就滑倒在地，大脚趾狠狠地扭了一下。他妈的，我当时想，脚趾肯定骨折了。博比满脸铁青，“现在我的两个中前卫都他妈的因为最愚蠢的原因鸡奸了自己的脚趾！”只是我比布赖恩运气稍好一点，脚趾没有骨折，第二天就基本痊愈了。
狂野队友
我们必须在最后一场小组赛中打败埃及才能进入下一轮，这个目标我们终于达成了，1比0获胜，我的任意球助攻队友得分。对比利时的1/8决赛十分刺激，尽管90分钟内我们打成0比0。加时赛结束前两分钟，我从中场突然带球启动，让比利时人应对不及，他们只能用犯规将我绊倒。我来主罚这个任意球，直接将球搓给禁区内的普拉特，他是替补上场的，用一个极为漂亮的侧身扫射得分，1比0！我们进入了 1/4决赛！
那届世界杯队内的气氛非常好，队员之间从来没有闹过什么矛盾。我想我和瓦德尔可能是最傻的两个，布彻和伍兹则是最狂野的。和在任何球队一样，国家队里也充满了各种善意的玩笑。
一天晚上布彻和伍兹来吃晚餐了，他俩的表现太惊人了：两个家伙的衣服全都是反穿着：夹克、衬衣和棒球帽，全都是反着的。他俩吃饭也全部是倒着来，先喝咖啡，然后是布丁和冰淇淋，主菜，再吃头盘，最后喝汤。他俩还举着两个大酒瓶喝了好多，其实里面根本没有酒，全是水，这么做就是想让教练们吃惊。当他俩吃完饭起身站立时，我们才第一次发现原来他们都没穿长裤，只是反穿着条紧身内裤！更搞笑的是，这两个家伙倒着走出了餐厅。整个晚餐过程中，他俩都紧绷着脸，大家都在为他们鼓掌，简直笑疯了。
我知道这些故事现在听起来都特别傻，然而所有这些滑稽而愚蠢的笑话当时让我们非常开心，帮助球队减缓了心理压力。世界杯每场比赛间都有一定间隔期，大家闲暇时间都很长，因此很容易情绪紧张，产生一些莫名的担忧与恐惧，所以欢笑和分散注意力的打闹，能帮助大家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
媒体给我们制造了很大麻烦，他们总在刊登各种垃圾新闻，全都是假话，甚至说我们和一个意大利酒店女招待有染——她实际上是个翻译——英国小报说不少队员都和她上过床，其实这个女翻译是来帮助我们的。在整个世界杯期间，我们的房间里都没有出现过女孩。我们也许会偷偷摸摸地违规出去喝点酒，可是绝对没有性，真的，尽管我们都是好色的英国人。直到队员们的妻子和女朋友来意大利看望大家时，情况才有所改变。博比同意队员们跟家人小聚，这样小报就不能再污蔑我们和其他女人睡觉了。可媒体又在发动另一场战争，说博比看上了一个队员的老婆，这更是胡扯。这些恶毒攻击让人无法忍受，可从另一种角度看，正是这些恶毒攻击让我们球队内部更加团结了。
准备会上的噪音
所有这些故事听起来好像我们都不是认真踢球的人，其实我们都是，的确都是。我们一心一意想在世界杯上打出好成绩，我和瓦德尔老在幻想着进入决赛并且赢取世界杯。
在对1/4决赛对喀麦隆的赛前球队会议上，博比给我们重放了喀麦隆打败阿根廷的比赛录像，那的确是一场经典战役。我从来就不喜欢参加球队准备会，因为我总觉得这样开会烦闷无聊，所以为了打发时间，每次喀麦隆传出一记好球，我就会“嗯”一声，表示我对喀麦隆兄弟的赞扬，每次他们丢球，我就会“啊”一声，表达我的失望。我坐在会议室最后方，和瓦德尔一道，瓦德尔马上加入了我的噪音行列，很快其他队友也加入了进来，最后整间会议室都在“嗯”和“啊”，我们都在表达着对非洲雄狮的敬意。
博比好一阵子才反应过来，意识到我们居然敢在庄重的球队准备会上瞎闹。老博比的脸色铁青，他马上发现了我是那个捣蛋鬼。
“没错，”他冲着我怒吼道，“你现在可以他妈的‘嗯，嗯’，但是如果我们他妈的被喀麦隆打败了，你就得第一个去‘啊，啊’！”
并不是我不想听教练指导，或者我不拿准备会当真，只是我的足球思维和其他人有些区别。作为一个球员，我从来不考虑对手的情况，我对自己的状态和队友更感兴趣。我对自己和英格兰队有着无比的自信，可是我也必须得承认，我年轻时在球队准备会上的胡闹次数确实太多了点。
好笑的是，对喀麦隆一战中，在搅乱准备会、被博比批评不研究对手之后，我送给了对手一个点球，当时我在禁区内对罗杰·米拉犯规了。那一刻我感觉痛苦不堪，不过我还是有积极的表现，我帮助莱因克尔赢得了两个点球，我自己还有得分的机会。最后我们以3比2的惊险比分淘汰了强大的喀麦隆，进入了世界杯四强！
大伙赛后都想庆贺一番，可是博比不同意，他说要是我们狂欢的话，小报肯定会抓住把柄，那些家伙闻到一丁点酒味就能做出十个版文章。可是我有自己的安排，酒店酒吧里有奶昔，我发现有一种百利酒是奶昔佐料，于是我让酒保把葡萄酒倒进奶昔玻璃杯里，再往杯子里放上小雨伞和其他水果片，看上去和奶昔一模一样。这样我们就能安然自得地喝百利酒了。当博比走进酒吧时，我已经喝了五杯。
博比问我在喝什么，我说是奶昔，博比可能有些怀疑，说这玩意看起来不错，他也要来一杯。我急忙转身对着酒保狂使眼色，他还挺聪明的，给博比倒了杯真正的奶昔。这次我终于蒙混过关了。
埃利斯的游艇
意大利世界杯期间，队内有个著名的笑话，关于普拉特的。他是替补队员，替换受伤的队长布赖恩·罗布森。普拉特总在说他的俱乐部主席，阿斯顿维拉老板道格·埃利斯，那个绰号“致命埃利斯”的家伙。普拉特说埃利斯有一条特别漂亮的大游艇，极其豪华，还吹牛说埃利斯请他上过那条游艇。因此每次我们只要见到什么破渔船，就会对着普拉特嚷：“嘿，普拉特！那肯定是埃利斯的船!”
在撒丁岛上时，有一天全队休息，瓦德尔、巴恩斯和我到海里去游泳，大概游出去200多米，我们看见了一条巨大的游艇，我就说：“我敢打赌那肯定是埃利斯的。”他妈的，我这句玩笑话居然变成了事实，这条船上坐着的真是“致命埃利斯”。埃利斯坐着这条超级大游轮来看世界杯！
那天下午，埃利斯的一些贵客们到基地来看望了球队。莱因克尔和妻子米切尔也在那里，米切尔站在阳光下喝着香槟，我想给她来个意外惊喜，于是从身后跳了上去拥抱她，没想到这一跳过猛，我俩都冲到水里去了。加里当时都傻了，看着老婆眨眼间从船舷消失，不过我们都没事，虽然上船时好一番挣扎。
还有很多关于博比的笑话。我们的主教练是一个军事爱好者，他总喜欢把“战争”引入到他的球队讲话当中来。“全力以赴，这是一场战争，对不对？”或者“你们必须像参加一场战争一样去搏斗！”诸如此类的话。莱因克尔后来坐庄开盘，大家都下注，看博比在下一次球队讲话中要用多少分钟说到“战争”这个词。莱因克尔在一张纸上写着“战争”，然后把纸翻过来贴在墙上，这样博比看不到纸上的字样。我们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博比讲话，连我都第一次认真听讲。当博比果不其然地说到“战争”这个词时，莱因克尔立即跳起来，把墙上的纸翻开，满屋子人齐声庆贺。
和西德半决赛前，博比对我说：“孩子，这回你能意识到你将和世界上最好的中场交锋了吧？”他指的是马特乌斯，我回答道：“不，博比，你错了，他会意识到的。”接着我转身走了。我想博比可能用了好几分钟才明白我的意思，我也许会在一场比赛前有些紧张，甚至有些癫狂，可我从来不怀疑自己的能力。
泪水长流
和西德的比赛我打得仍然很出色，我感觉自己压倒了马特乌斯。90分钟过后，比分1比1，比赛进入加时阶段，我想要做的一切就是帮助英格兰获胜。加时赛上半场，我在中圈附近得球，晃开两名德国球员，全力前进，势头很猛。我可能带球力量稍微大了点，这样德国后卫贝特霍尔德从我脚下断球。我向他冲过去，想要把球重新夺回来。我绝对不是冲着他身体去的，因为在那个区域，他对我们的大门构不成任何威胁，我只是想重新控制球。当我伸出左腿努力去触球时，右脚正好触到了贝特霍尔德的身体，仅此而已，我根本不是去犯规的，和他发生的也是极小的身体接触。
他倒下那一刻我就知道麻烦来了，即便我跟他没什么身体接触。我希望裁判能明白我没有恶意犯规，也许是一次犯规，可仅此而已。于是我举起双手，然后低头去看贝特霍尔德，只是想让裁判意识到什么都没发生。这时贝特霍尔德也许还在地上翻滚，我记不清了，然后我看到裁判亮出的黄牌。我完全无法相信，那一刻我几乎崩溃，我马上意识到这张黄牌意味着我下一场比赛将无法上场，也就是说，即便我们进入了世界杯决赛，我也将无法上场。在那一刻，当我低头看到那个仍在地上装死的德国人，我恨不得立即给他一巴掌。
此后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的多次重播，有一个镜头是莱因克尔冲着替补席打手势，大部分观众以为莱因克尔在向教练示意把我换下去，以防我又干出什么傻事出来。实际上莱因克尔的意思是让教练们意识到我的情绪失控，看板凳席上谁能让我平静下来。瓦德尔这时走过来叫我冷静，坚持打完这场比赛。
我不需要别人的反复提醒，我决定不论还剩下多少时间，我都将为英格兰奉献一切，以我最大的努力将英格兰送进决赛，即便面前摆着这个我不能在决赛登场的残酷现实。我没有丝毫的保留，而且剩余时间里我们是那样接近世界杯决赛：瓦德尔击中了立柱。然而加时阶段结束后，比分仍然没有变化，只能用点球来结束这段厮杀了。
我本来要踢一个点球的，这是教练赛前的安排，可我的心情仍然是那么激动，我知道自己不适合罚点球，普拉特取代了我的位置，至少他还踢进了这个点球。可怜的瓦德尔和皮尔斯，他俩都没能踢进。我为这两个人心碎，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两个人都罚失可能比只有一个罚失要好，多少也有个难兄难弟，否则一个人就会觉得所有责任都得他承担。不论如何我们都输了，输给了德国人，当终场哨响时，我又一次泪水长流。
麦当劳的小插曲
英格兰没能进入决赛，让我失望不已。倘若我们进入了决赛，我坚信英格兰能成为世界冠军，不管我能否上场。可是输掉半决赛不是我落泪的唯一原因，我在哀伤世界杯的结束，这一段长达六周的美妙世界杯训练营生活走到了尽头。当我意识到所有这些都将结束时，失落的情绪油然而生，我真不知道这一生一世还能不能享受到这种无与伦比的快乐，我对未来的怀疑让我哭得更加伤心了。
那天晚上大家都喝了酒，这是理所应当的，都想用酒精冲掉心中的惆怅。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博比也同意我们喝酒了，实际上，这个夜晚成了一个大派对。耐杰尔·肯尼迪来为我们拉小提琴，我们将穿着一身西装的博比扔进了游泳池，大家那一下扔得真狠，差点让博比把头给撞破了。我们当然伤心懊悔，为了世界杯，我们准备了可不止几个月，而是一生，真的。可是我们仍然认为，我们并没有辜负英格兰的期望，我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比赛踢得一直非常出色。
在我们回家之前，还得参加一场了无意义的三四名决赛，对手是另一支输掉半决赛的意大利，由于此前的两张黄牌我无法上场，最终意大利2比1打败了我们。回英格兰的飞机上，我记得莱因克尔对我说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将发生巨大变化，当时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不知道他是说我还是指全队。莱因克尔是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的英雄，进了6个球，夺得了金靴奖，当他回国后，他被公众的追捧惊呆了。可我没想这次我能像他4年前那样受欢迎，当时我觉得在机场等着我们的，恐怕也就是那么几百个球迷，就这么完了吧。
我简直不敢想象会有这么多人欢迎我们回来，机场喧嚣不停，至少有10万名球迷来迎接我们，噪音实在太大了，而且他们都在高唱和喊叫着我的名字。我一直没有在电视上见到我在半决赛中哭泣那个画面，也不知道当时会有那么多特写镜头拍摄我的脸部。回国一下飞机我才知道，有三千多万名英国人被我的眼泪感动了，我想他们当时从我身上得到了一种民族的共鸣，那一瞬间他们都能理解我所经受的折磨，深切地同情我，虽然我这个当事人在那一刻间浑然不觉。
父亲也在机场等着我，他是开着我送给他的大房车来的。我和瓦德尔冲上了车，他也要回纽卡斯尔。高速公路走到一半，我突然感到饥饿难忍，特别想吃一个汉堡或者薯条什么的。父亲把车开到一家麦当劳门口，我打开车门走下去想买个汉堡，就在我走上人行道那一瞬间，我就被人群包围了——没有人知道我会坐着这辆车回纽卡斯尔，也更不可能有人认出这辆车就是我父亲的车，可是就那么几秒钟，几十个人围着要跟我握手，要我的签名，或者就是拉扯我的衣服。我根本不可能买到汉堡，于是一路上我就强忍着饥饿这么熬了下去，直到我们回到纽卡斯尔。
这个小插曲便是未来生活的一个预兆，这也是我对“加扎狂潮”的第一印象。
作为一个球员，我从来不考虑对手的情况，我对自己的状态和队友更感兴趣，我对自己和英格兰队有着无比的自信，总在幻想着赢得世界杯。
英格兰没能进入决赛，让我失望不已。倘若我们进入了决赛，我坚信英格兰能成为世界冠军，不管我能否上场。 然而终场哨吹响时，我又一次泪水长流。
下期预告 回到英格兰后，“加扎狂潮”席卷全国，各种媒体都对加斯科因的天才吹捧到了极致。在这种背景下，加斯科因逐步迷失了自我，很快便在1991年足总杯决赛中演出了一场闹剧，导致他远离足球场近一年之久。
加斯科因自传：“加扎狂潮”
消息来源：足球周刊
作者： 颜强
加斯科因的这本自传《我的故事》对其18年的职业足球生涯作了回顾，在英国社会上激起了很大的反响。由于此书朴素且饱含热情，很有希望获得2004年英国最佳体育图书奖。
上期提要 意大利世界杯开始了，加斯科因在同古力特、马特乌斯等世界级中场的较量中展现了自己的实力，球队也稳步前进。在同德国进行的半决赛中，英格兰被淘汰，加斯科因流下了伤心的泪水，这个镜头感动了无数英格兰球迷，让他在英格兰家喻户晓。
虽然我享受着成名带来的快乐,可还是有很多事情让我头疼.我在公众面前很容易紧张,我痛恨被各种约会应酬捆绑住,令我的生活完全被别人控制。
喝上几杯酒，往往能让你壮胆，干一些离奇古怪的事情，或许很多其他人不会这么干，可不论有钱没钱，我都能找到一些喝酒的机会。
下期预告 托特纳姆在杯赛中的好成绩一直在继续，他们一直打入了足总杯决赛。这时发生了两件事让加斯科因的生活发生了改变，首先是未来妻子谢莉开始进入他的生活，随后他在决赛中的愚蠢行为差点结束了他的职业生涯。
在整个英格兰东北地区，所有最好的酒店都为我提供免费香槟，我发现没有人愿意收我的钱。这的确很美妙，可我在全国的声誉却逐渐变成了一场灾难，各种各样的邀请像潮水一样从各种公司、媒体蜂拥而至。他们都想要得到我，让我出席某个活动，或者为某项产品做广告，或者就是借用我的名字干点什么，那股热潮简直让人无法应付。我的两个顾问根本应付不过来这些来自社会各界的要求，最后推掉的邀请比接受的要多得多。加扎狂潮到来了。
说实话失去合同
我对于当时的情况了无头绪，也不知道所有这些邀请和交易意味着什么，不过我每天都在签署各种文件，为各种东西做广告，从午餐饭盒、挂历、盥洗室小地毯、T 恤、钥匙链、紧身内衣到那些他们告诉我一份合同就能带来几十万英镑的大产品：录像带、电视剧、唱片、书籍、报纸专栏和球鞋。
我现在根本记不住当时为多少个产品“代言”过。随后几个月，我被邀请到各地出席活动，从唐宁街10号到白金汉宫。杜莎夫人腊像馆给我做了腊像，当时流行的电视节目《仿制人》里也出现了一个加扎玩偶。一切都让人无比兴奋。
钱财和名誉滚滚而来，没有丝毫停止的迹象。我不知道意大利世界杯后这一年自己究竟赚了多少钱，不过几百万英镑肯定是有的。顾问们从那时开始就被媒体指责从一个出生在小地方的孩子身上榨取钱财，利用这个孩子的天真无知，不过我当时一直在尽量控制各种事情，所有问题必须都得通过我的最终同意。
顾问们说得很清楚，他们不会从所有这些商业合同中拿走任何部分，绝大部分时间，他俩都是按照职业律师的操作模式，根据他们为我提供的服务按小时收费，每小时的费用大概是200英镑，此外还包括他们在工作过程中产生的各种费用，以及他们帮我招募其他人手时产生的费用。
没能管好自己的钱，我知道都是自己的错，我大手大脚，对各种帐单、通知和合同根本没有耐心阅读。事实上我对数字十分敏感，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各种算术运算，但我根本就懒得去理会这些东西，我宁愿让那些想占便宜的人得了便宜滚蛋，也懒得和他们唧唧歪歪讨价还价。
由于自己的愚蠢和顽皮，好多交易都流产了。顾问们为我提供的广告合同中有一份是Brut剃须水，此前他们请大明星亨利·库珀当模特儿，现在这家公司想找一个年轻的体育英雄作为形象代表。整个合同谈判都已经完成，而且双方都签字了，我就去参加新闻发布会，对全世界公布我将成为下一个Brut模特儿。
“你使用这种剃须水多长时间了？”新闻发布会上一个记者问我。
“我没用过。”我回答道。
“那么你用过的是什么剃须水呢，保罗？”记者显然发现了一条爆炸性新闻。
“我根本就不用这玩意儿，他们急急忙忙找我签约的。”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不能为了这份合同而对消费者撒谎，对不对？我做过内裤广告，可我也承认过此前我从来没有穿过那个品牌的内裤。
不论如何，问题已经产生，我失去了这份剃须水合同，我想当时它的价值大概在50万英镑左右。可我完全不当回事，在那个时候我签的一份球鞋赞助合同就是120万英镑，哪会在乎这个剃须水合同呢。
吻黛安娜王妃
我推出了一套讲解足球技术的录影带，当时在第四频道有一套名叫OK的电视系列片，我也参加了其中一个片断。我还上过电视脱口秀，为了不让自己紧张，参加之前我喝了好几杯白兰地。我记得在电视台门口拥挤着好多观众，当我抵达时，他们简直都疯了，又叫又跳，就像我是个流行巨星一样。一个看门人告诉我说这是他见过的最火爆的场面。那一年的圣诞节，我到摄政街（译者注：伦敦最著名的购物街）去点亮那条街的街灯，围观的人群都疯了，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年轻女孩嘶叫，她们喊道：“加扎，加扎，让我们看看你的胸脯！”我当然又秀了一回。
瓦德尔曾经和霍德尔一道录制过一首单曲——“钻石之光”，这是我经常讥笑瓦德尔的工具之一，因此当我在1990年冬天录制歌曲，和一支乐队合唱那首“泰因之雾”时，我很担心自己成为笑柄。那首歌还挺受欢迎的，进入了排行榜前十位，因此我还得到了一个金唱片奖，因为那张唱片售量超过了十万张。不过我仍然对唱歌很担心，再也不敢尝试，我怕自己从此成为托特纳姆更衣室的头号傻瓜。
虽然我享受着成名带来的快乐,可还是有很多事让我头疼。我在公众面前很容易紧张,我痛恨被各种约会应酬捆绑住,令我的生活完全被别人控制,必须在某一个约定的时间出现在某一个约定的地点。这种生活让人兴奋，但是我真正想做的，我一直追求的，还是踢球。所以我赢得的一些关注，在我看来都显得相当愚蠢，例如评选我为1990年最佳着装人士，这简直就是个大笑话。
不论如何，在那年年底，当我被评选为BBC年度体育人物时，我深受感动，因为这个奖项是由公众投票选定的。为我颁奖的是另一个纽卡斯尔人：博比·查尔顿，他说整个国家都为英格兰在意大利的表现而骄傲。
接受这个奖项之前，我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没在仪式前喝白兰地来镇定情绪，可要让我控制住眼泪似乎更难。我说得到这个奖项，并且由如此伟大的人物为我颁奖，让我感到无比荣幸……我差点把博比的名字说成了杰克，几乎把他们两兄弟弄混了。不过我马上咧嘴一笑，对博比说：“我还没有在足球场上赢得任何荣誉，不过英格兰队的世界杯表现，总算又让英格兰进入了世界地图。”
世界杯后，整支球队被邀请到唐宁街10号。拜访唐宁街10号是我从小的梦想，当我们被一一介绍给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我对她说:“我能把手臂搭在您身上吗？”她只是微笑，看起来并没有拒绝，虽然我发现她丈夫丹尼斯在旁边脸色有些紧张。我装作不认识丹尼斯，对撒切尔夫人说：“您的保镖看上去有点不高兴。”撒切尔夫人马上就被逗乐了。
我还见过黛安娜王妃，就在1991年足总杯决赛前，那时托特纳姆的队长是加里·马布特，由他把队员一一介绍给王妃。
“这是保罗·加斯科因。”加里说道。
“你好！”王妃对我说。
“我能吻你吗？”我问王妃。
她微微一笑，不过看上去有些尴尬，虽然她没有直接拒绝我。我继续着自己的行动——吻了她的手。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因为所有报纸都报道了，因此当我后来再次有可能和黛安娜王妃见面时——那是在一个酒店的慈善排队上，来自白金汉宫的说法是我不能见到王妃。我当时在隔壁一间房子里等了一个小时，最后还是没能见到王妃。这让我非常生气，我想王妃不会讨厌我，肯定是女王以及她那些古板的管家们认为我可憎。
与罗比·威廉姆斯相识
除了皇室人员，我还认识了许多娱乐圈的名人，这些人大多都是疯狂的足球迷。罗德·斯图尔特（著名摇滚歌手）就是如此，他曾邀请我参加一个他主持的节目，从舞台上把球踢给台下的观众。当时我和所有托特纳姆队员参加了那个音乐节目，大家都坐在台下，可是只有我能上台参与表演。罗德还邀请我在演出后到他的更衣室里一起喝香槟，但我希望全队同进同退，所以谢绝了他的邀请。
后来我在一间餐厅里又碰到了罗德，当时我是和克里斯·伊文斯，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呆在一起。我当即打电话给父亲，让他跟罗德通话，罗德还在电话里唱了几首歌给父亲听，老头肯定乐疯了。罗德问我有没有喝过KAMIKAZE （“神风突击队”，一种特殊鸡尾酒。）我说喝什么酒都没问题，没想到这成了我最后能说清楚的一句话，我到现在还没弄清楚那是什么酒，我最后就这么晕倒在罗德的手臂里，他很细心，安排人把我送到了克里斯·伊文斯家。
当我在朴茨茅斯参加完保罗·沃什的纪念赛后，我跟另一个天王级歌手罗比·威廉姆斯聊过天，我对他说：“走吧哥们，咱们出去喝几杯。”他回答道：“不行啊，我正在戒酒，有六周没喝酒了。”不论如何，我还是说服他坐着一辆豪华大房车出去玩，就在车上我们听到广播里正放着他的歌曲，罗比大吼道：“关掉广播，那简直是垃圾，我唱给你们听岂不是更好。”于是他就在车里对着我们清唱这首歌，那听起来简直太棒了。那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夜总会里玩得特别尽兴。
喝上几杯酒，往往能让你壮胆，干一些离奇古怪的事情，或许很多其他人不会这么干，可不论有钱没钱，我都能找到一些喝酒的机会。
堵住莱因克尔的车
不论国家队的任务有多重，不论新获得的名誉分散了我多少精力，我在那段时间仍然没有忘记托特纳姆是我的第一要著。1990-91赛季，当我们从世界杯归来后，托特纳姆赛季开局并不好，俱乐部内部出现了很多问题，不过我们在杯赛中倒是表现得很不错。
那时候有很多关于我参加太多商业活动的批评，更有传闻说维纳布尔斯将禁止我继续参加类似的商业活动。这都不是实话，维纳布尔斯只是要求我在比赛前72小时不能参加商业活动以及任何跟俱乐部无关的活动。
在白鹿巷的岁月里，我跟维纳布尔斯关系非常好，他知道所有幕后事情，也能非常得体地处理球员事务，从来不用那些肮脏手段，甚至从来不骂人。事实上，我认为他是我认识的足球教练里唯一一个不用脏话骂球员的。
我有一次用脏话骂过他，那是在一场比赛后，托特纳姆输了，被对手打得落花流水，大家都很生气。赛后在更衣室里，我找不到发泄的方式，就满屋子转，找人骂，“这天气是不是对你来说太冷了，哈？受不了这种阴雨，对不对？你们这些他妈的软弱南方孬种……”
我当时气不打一处来，队友们也都不搭理我，当维纳布尔斯警告我注意自己的言辞时，我立即就骂了回去：“你他妈的也跟我滚蛋。”维纳布尔斯没有发狂，只是非常冷静地让我穿好衣服去他的办公室。
一骂完，我就冷静了下来，心里七上八下，不知道他会怎么对付我，所以在穿过球员酒吧时，我拿了两大扎啤酒走进维纳布尔斯的办公室。我递给他一扎啤酒，作为和平示意，然后向他诚恳地道歉，我不应该那么跟他说话，而且我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干了。
“我可以对你进行罚款，”维纳布尔斯说，“而且现在我更应该惩罚你，因为你给我端来的不是葡萄酒，而是啤酒。不过这次我放过你，现在给我出去吧。”
莱因克尔在1989年加盟托特纳姆，比我晚一年，他是个绝对的职业球员，加里·马布特也是如此。不论场上场下，你都找不出比他俩更好的球员。你也许会想，看到莱因克尔那么洁净正统的外形，从来都一丝不苟，他可能是个很古板的人。其实莱因克尔很有趣，时不时的也会放松一下，偶尔喝一杯酒，可即便如此，他仍然是一个完美的职业球员。
在刚加盟托特纳姆时，他有几场比赛没进球，我就去问维纳布尔斯：“我记得你说他是个进球机器？”
“等等，别着急，你会知道我说的没错，”维纳布尔斯答道，“只要他一开始进球，就不会停止。”
莱因克尔果然如此。他加盟托特纳姆的第一个赛季共进了26个球，随后的1990-91赛季进了19球。
我喜欢和莱因克尔一道踢球，我们很快就形成了默契，有一串手势作为场上沟通。当我在中场控球时，他会朝着对方大门对我点头，这似乎意味着让我把球吊入对方禁区。实际上我们这个手势的含义正好相反，他会做势要往小禁区内冲，然后突然停顿转身反跑，这样我就短传给他。有时莱因克尔会对我用手指做一个转动的手势，这就是让我把球吊入禁区了，他会突然转身然后往禁区内直插。
莱因克尔在场外犯了一个错误，就是邀请我去他家做客，那是在伦敦圣约翰森林的一处非常豪华的乔治王朝别墅。他让我知道了他家的地址，以后我每次从住的赫特福德郡进伦敦，就会把车停在他家门前，然后再进城。有好几次当莱因克尔准备出门时，发现我的车拦在他们家正门，让他的车根本开不出去，因此气得要命，第二天找我算帐。
鸡蛋游戏
瓦德尔在1989年从托特纳姆加盟当时全欧洲红极一时的马赛，当他还在托特纳姆踢球时，我和他是一对坏孩子。球队的硬汉是特里·芬维克和保罗·斯图尔特，两个球场上毫无畏惧的人，不过这两个家伙也不是没脑子，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拼命。还有就是那些我称之为“蠢蛋”的孩子们，像史蒂夫·瑟吉利，这当中自然也包括我。那是一个很奇怪的更衣室，各种各样性格的球员聚集其中，从那些非常严肃认真的人，像莱因克尔和马布特，到那些非常疯狂的人，例如我。
约翰·蒙克也是个蠢蛋，总让他老爹发愁，尤其是当老蒙克发现他儿子总跟着加扎混。我常常会给他父亲打电话，告诉他说：“嗨，蒙克先生，约翰跟我在一块儿，我们马上要去城市极限喝几杯酒，玩玩那个鸡蛋游戏。”老蒙克会气疯了，强烈要求跟约翰通话，这样他就能警告约翰不论如何也不要跟我一道喝酒。实际上，我打电话时，约翰通常都没有跟我在一块，我只是撒谎开玩笑。老蒙克总能用各种办法找到约翰，然后再次警告他不能跟加扎混在一起。
我们的确常去那个著名的城市极限酒吧，鸡蛋游戏就是围着一台游戏机玩的游戏，你把钱投进去，然后尝试接住机器里吐出来的鸡蛋。根据我们创造的规则，输者必须以最大的声音模仿鸡叫，然后给胜利者买一杯B52——这是一种百利酒加马尼酒的混合酒。玩上三个小时的鸡蛋游戏，我们这一帮子人说话就都像小鸡了。
酒吧隔壁是一个运动场，就在大路边，大量车流飞驰而过。“现在让我们进入竞技场吧！”喝了一会儿，我们都会发出这样的呼喊，于是大家一窝蜂离开城市极限酒吧，冲到这个运动场上，进行我们自己的奥林匹克游戏。你得模仿很多田径和体操动作，例如跳远的空中滑步、平衡木的转体，以及跳高动作，最后双脚落定在“竞技场”正中央，然后观众们就会给你打出“10分”。
不知什么原因，这种嬉戏到了结束时，总会有一两个人脱光衣服。我想球员很多时候都是裸着身子的，更衣、冲澡什么的，所以我们都习惯于见到彼此的裸体。不过我从来不喜欢“晒月亮”，不喜欢在足球场之外的地方裸着身子，我就是不喜欢在公共场合让人看到我脱衣服。像约翰·蒙克和史蒂夫·塞吉利这些家伙就不在乎那么多了。史蒂夫有一次站在“竞技场”附近的一个转盘中央，全身一丝不挂，居然在那里模仿交警指挥交通！
约翰·蒙克忍受了我很多恶习。1991年2月我们前往朴茨茅斯参加足总杯第五轮比赛，赛前那天晚上我根本睡不着觉，所以我让约翰起床，因为我发现在酒店里有一个壁球馆，于是我求他陪我玩：“就跟我打一局吧，求你了，约翰。这样我会很累，就会回去睡觉了。”
没想到我们打了一局又一局，最后打了2个小时，总共打了11局，两个人都累得腰酸背痛。我们其实根本不能打壁球，因为在比赛前一天晚上，球员应该是好好休息放松的。
第二天在前往弗拉顿公园球场的大巴上，我感觉自己的大腿简直无法移动，肌肉太酸了。我想试试做做俯卧撑，结果一个都做不动。约翰倒是没有被列入主力阵容，克特里·芬维克当时在一个奇怪的事故中大腿骨折，因此约翰被列入了替补阵容，只是比赛中他并没有上场。我的情况更惨，上半场感觉实在太差，全身僵硬酸痛。半场结束时，我们0比1落后，下半场我的情况稍有好转，我连进两球，最终托特纳姆2比1淘汰了朴茨茅斯。
赛后维纳布尔斯发现比赛前一天晚上有两个球员打壁球到深夜，于是开始场队内调查，要找出这两个球员。他没有花太多时间就查出了我是两个罪犯之一，我被训了一顿，可我想维纳布尔斯其实没把我的错误当回事，他说我就是一个有多动症的人，活动一下对我可能反而有益，可他在为另一个罪犯担心。由于我死活不开口，我想维纳布尔斯直到今天仍然不知道另一个罪犯是谁。
加斯科因自传：愚蠢的受伤
消息来源:足球周刊
作者： 颜强
进军足总杯决赛
当纳伊米于1989年加盟托特纳姆时，他一滴酒都不沾。那时他住在天鹅酒店，就是我刚到托特纳姆时住过的酒店，我告诉他我会照顾他。“别担心，你跟我在一块会很安全的。”我带他出去逛，为他点了长岛冰茶并解释说，正如饮料名字一样，它就是一种特制的茶。纳伊米信以为真，不知道这其实是一种鸡尾酒，里面混有五种不同的白酒以及可乐。我让酒保往里头加了一份可乐，压住饮料中的酒味。喝了五杯这种东西，纳伊米的舌头开始变大了，于是我把他带到另一个地方，为他买了一份烤肉串吃。
在一次球员的圣诞派对上，我又往纳伊米的饮料里加白酒，他这次又醉了，人人都担心他会出事。于是我把他扶上一辆出租车，告诉他我会送他回家，实际上我把他带到了莱因克尔的家里，就把他扔在那儿，莱因克尔完全不知道。纳伊米就在那里昏睡了一夜，当莱因克尔回家时，他还睡在沙发上。
另一年的圣诞节，我跟队友格雷一道与一个年轻队员斗酒，毫不奇怪，我们很快就取得了胜利，小伙子醉得像一团烂泥。我们把他抬上出租车，来到英王十字火车站，然后上了我们见到的第一辆火车，在车厢里，我们把这家伙的衣服全脱光了。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全身赤裸，已经到了剑桥。在圣诞节派对酒店里，我们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有个自称是托特纳姆队员的孩子被发现全身赤裸地出现在剑桥火车站。维纳布尔斯对这件事很生气。
我们在足总杯第六轮淘汰了诺茨郡，我攻进了致胜一球，知道我们的半决赛对手是谁吗？阿森纳！当时阿森纳在联赛排名第一，领先第二名很多，夺取双冠王的呼声极高。
这时候我的疝气毛病已经有了一段时间，可我一直忍痛上场，虽然伤势影响了我的发挥。球队会在比赛前给我打封闭，有时甚至在中场休息时还要给我打封闭。
我想有些人也许会因此而指责俱乐部，因为封闭和镇痛剂对未来球员身体的副作用很大。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即便今天我也不会因此而责怪俱乐部。我希望他们能给我镇痛剂，或者其他什么东西都行。我极其渴望着回到球场上参加比赛，渴望着克服伤病。我从来不会拒绝镇痛剂——因为我知道这玩意儿有用，只要一打镇痛剂，伤口就没那么痛了，我也能更好地踢球。
在一场联赛前的热身时我突然感觉疼痛难忍，可维纳布尔斯对我说：“你今天是主力，保罗，上场吧，我们需要你。”我没有拒绝，尽管我痛得呲牙咧嘴，但仍然坚持上场比赛。结果因为我的身体状况不佳，对方进球了。教练组意识到了我的糟糕状态，在场边专门叫来了一辆救护车，比赛一结束就把我送进了医院。在医院里，医生马上决定给我动手术，因为疝气严重，我必须休战六周。
住院期间，我的睾丸开始莫名肿大，简直比平时大了两倍，这让我非常吃惊。有一天我大声喊护士：“护士，护士，快来啊！”她跑了过来，以为我有什么地方感觉不舒服。“看看我这儿。”我对她说道。
她捏着我的睾丸，然后对我说：“没错，它们都很大，可你到底想干什么？”
“没什么，亲爱的，可是你不认为它们简直巨大吗？”
她走开了，摇着头，“加扎，你究竟是个什么人？”
我想这护士可能也是个纽卡斯尔人。
我努力实现了在手术后四周内康复，这样赶上了和阿森纳的足总杯半决赛。那场比赛就是在温布利大球场进行的。比赛开始才5分钟，我们得到了一个任意球，由我来主罚。我用尽全身力气去踢，同时还用脚内侧让球加旋，这样可怜的希曼肯定会抓不住。我想，直到从网窝里把球掏出来时，希曼才真正看清楚了这个球。
随后我们又为莱因克尔创造了一个得分机会，他自然没有错过。下半场阿森纳给我们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但我们仍旧顽强地顶了下来，随即莱因克尔打进了他当场比赛的第2球。我们让所有人大跌眼镜：3比1大胜头号热门阿森纳！
比德比胜利更美妙的是，我们由此进入了足总杯决赛，我生平第一次进入足总杯决赛！前一个赛季结束时，我随同英格兰进入了世界杯半决赛，这个赛季结束时，我又将在温布利球场竞逐足总杯，生活是如此让我心跳加速。
谢莉的来临
1991年足总杯决赛前，我的生活中正在同时发生两件事，实际上，这两件事在那次足总杯决赛后还一直在进展和变化之中，二者对我的生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是我生命中出现了谢莉（译者注：加斯科因前妻），1991年初我认识了她。那时我和第一位女友盖尔的关系早就结束了，她回到了东北老家，因此我没有固定的女友，更没有让我心仪的对象。我并没有刻意地寻找一个新女友，和哥们一道出去玩，喝上两杯，然后再喝上两杯，那才是我喜欢的生活。如果喝了这么多酒我还没有倒下，还有存留的能量，例如我还能走路不摇晃的话，我才会对另一种性别产生一点兴趣。
在一个酒吧里，我认识了谢莉，那里离我在伦敦的家并不远。见到谢莉时，我已经喝了不少酒，可是见到她第一眼，我就爱上了她，她是那样美丽出众。我想要她的电话号码，可是她不愿意给我。
我想那天晚上我在吧台上跳了一段舞，至少这是谢莉后来告诉我的，只是我自己什么都记不住了。不论我当时在干什么，我的表现肯定很糟糕，而且多半已经喝醉了。谢莉说当时她不知道我是谁，而且她对我的第一印象也很不好。她是和一个朋友温迪一道去酒吧的。温迪马上认出了我，因为温迪有三个喜欢足球的儿子。我给了温迪几个签名，这样她的孩子们会很高兴，我也给了谢莉几个签名，这就是我换取她电话号码的方式。
谢莉到现在还强调，她跟我第一次见面时绝对没有给我留电话号码。她说是温迪最后给我打电话，然后把她的号码给了我。温迪告诉谢莉，说和我交往不过是好玩而已，但谢莉对温迪的作法很生气——至少谢莉是这么说的。不论如何，我反正得到了她的电话号码，而且马上就给她打了电话。
我们随后断断续续又见过几面，其间我也有过几个其他的女朋友。当我后来发现谢莉已经结婚时，我并没有感到太吃惊，更没有想过不再和她来往了，因为我知道她的这段婚姻已经破裂。她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对我来说这也不是问题。
“加扎来我们家干嘛？”
没过多久，我和谢莉的关系就变得严肃了起来，有一天晚上我去她家，呆了很久，后来谢莉说我可以呆在她家里。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很有些担心，害怕去吃早餐时她的孩子们会认出我是谁。毕竟谢莉还和另一个男人有着婚姻关系，我怕孩子们如果谈论起此事，会让谢莉的离婚变得更加复杂。
谢莉的儿子梅森这时才两岁，所以他不知道我是谁，可她的女儿比安卡已经5岁了，当我出现在餐桌前时，比安卡瞪着我看，不停地瞪着我，最后她终于发问了：“妈妈，加扎在我们家干什么呀？”
谢莉是在赫特福德郡长大的，也是在一个社区福利房里，她父亲是个电焊工。可跟我不同的是，谢莉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她曾经在一所芭蕾舞学校学习过，她当时得到了一些奖学金，不过她父亲还是得支付昂贵的学费。谢莉并不喜欢学芭蕾，有一次甚至从学校里跑了出来。父亲想要搬家，更靠近学校，这样有助于谢莉学习。每次谢莉从寄宿学校回家，她和儿时伙伴的距离都越来越远，她们认为谢莉有些装模作样，因为她说话的口音和当地人不同了，显得更加优雅脱俗，谢莉也觉得自己开始变得与众不同了，其实并不是如此。
谢莉的身高比芭蕾舞演员要高，可又达不到标准时装模特的身高，因此她最后成为了业余模特，在一些百货商店进行现场服装展示。结婚后，她还在一家酒店做过兼职。谢莉的丈夫是一个房地产商，两人分手后，谢莉不得不努力打工抚养两个孩子。
我们老是在争吵，闹个不停，还多次分手过，这时我通常会一个人离开几周。那几周我往往会情绪低迷沮丧，或者受伤，对那种胡闹的生活厌倦，暴饮暴食，买醉来忘掉生活中的不快。很明显，这种生活方式在谢莉看来就是灾难，可最后她总能重新接纳我，我会恳求她原谅，向她道歉。女人可能都是这样，她们有着伟大的母性。我想谢莉认为她是能够帮助我的，而且每次都相信了我将改过自新的承诺，而我的确是真心的承诺，我想要对她更好，因为我非常非常爱她。我也开始喜爱她的孩子们，就像照料自己的孩子一样照料他们。
身价1000万英镑
第二个故事也发生在1991年，不过进展要更加缓慢。事实上，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发生，即便今天，我也不知道这件事的许多细节。托特纳姆这时在财政上已经陷入了严重危机，现金严重短缺，债务沉重。
作为主教练，维纳布尔斯度日艰难，因为他没有任何购买新球员的资金，要想增强球队实力，他必须得自己想办法。维纳布尔斯后来找到了一种途径，自己来收购托特纳姆俱乐部，就因为他的这个建议，巨商阿兰·舒格成为了维纳布尔斯收购的搭档，后来这个犹太人当上了俱乐部主席。
1991 年2月，我第一次听说一个名叫拉齐奥的意大利俱乐部对我产生了兴趣。当时我对拉齐奥一无所知，但我十分生气，因为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双方的俱乐部官员已经就我的转会进行了多次谈判，其中还有很多不相干的经纪人、投机者想进来插一杠子，想要从我身上榨取金钱。托特纳姆在没先通知我的情况下，就试图把我卖掉，这种做法让我很伤心，我逐渐觉得自己不再是白鹿巷的孩子，而只是一件行李而已。
我想拉齐奥对我产生兴趣，可能是因为我在1990年世界杯上的表现。许多意大利名人，例如尤文图斯俱乐部主席阿涅利都在公共场合赞美过我。当时的拉齐奥俱乐部主席克拉尼奥蒂因为世界杯爱上了我，他甚至喜欢我的形象，这就是我当时得到的信息。
托特纳姆俱乐部说我的身价是1000万英镑，这个开价当然有些可笑——比他们购买我时涨了5倍——不过这个价格的确能解决俱乐部的财政危机。拉齐奥开价 500万英镑，于是双方开始讨价还价。我的顾问专程去了罗马调查此事，双方最终几乎在850万英镑这个价码上达成了妥协，这时双方就我转会进行谈判的消息已经泄漏给了媒体。
许多托特纳姆球迷都非常伤心，他们认为是我背信弃义、想要赚更多的钱，导致了这次转会可能，他们并不知道我对所有这些谈判毫不知情。拉齐奥俱乐部的人还到处制造声势，说他们将签下一个顶级巨星。当这个消息被意大利媒体捅出来后，拉齐奥更想要保住自己的面子，因此愿意付出大代价以得到我。后来在和他们谈判时，拉齐奥的人问我除了金钱外还有什么要求时，我开玩笑说一个带鳟鱼池塘的庄园会很不错，没想到他们立即就答应了!
讨论、谈判和各种秘密会谈在进行中，从伦敦到罗马，前后延续了好几个月，而这个过程中舒格跟维纳布尔斯之间又爆发了对托特纳姆俱乐部控制权的战争。维纳布尔斯宣称，如果他能完全控制俱乐部，那么就将留住我，可他能给我的个人合同条款完全无法跟拉齐奥相比。我正受着疝气手术折磨，又急于在足总杯决赛前康复，这是一段癫狂又紧张的时间。足总杯决赛对手是诺丁汉森林，我知道这场比赛将是我代表托特纳姆最后一次上场。可我还没有签署转会合同，尽管一切都已经准备齐当，所有细节都已经谈妥，但我没有马上签字，我想让自己保持着一个百分百托特纳姆球员的感觉去参加足总杯决赛。
我决心要以最好的状态离去，让这个世界认识到我是一个多么出色的球员，我要让托特纳姆球迷高兴，也要让家人高兴。我为家乡的人购买了70张额外的足总杯决赛球票，大概包括了我在那个小镇上认识的每一个人。所以在走上球场前，我心情已经非常激动了。
“我就像发了疯的杂种”
人们后来说维纳布尔斯应该让我头脑更冷静地去参加这场比赛，而不是像个疯子一样，可这种赛前情绪激动的状态，对我来说是很正常的，我通常都是这样上场的：迫切渴望自己有良好表现，眼睛里简直要喷出火来。维纳布尔斯了解我，他也知道该如何使用我。
比赛开始没几分钟，我撞上了对方一名后卫，这并不是一个过于凶悍的犯规，我得到了球，可我的腿在顺势向前摆动的过程中撞上了他的胸部。裁判严重警告我，但如果他当时就给我一张黄牌，可能会对我更有利。
10 分钟后，森林队一名边卫带球高速前进，看那架势完全可能直接威胁我们的大门，因为我们的后卫都失去了有利的位置。我必须从他脚下断球，可这家伙太快了，我只能以一个飞铲放倒他。一做出这个动作我就很担心会不会伤害了他，他不过是个刚开始职业生涯的年轻人，可他马上站了起来，看上去没问题。我们的训练师这时冲了过来，看我的腿情况如何，我告诉他没事，能坚持比赛。我还勉强站了起来，告诉他我跑几步就好了。
裁判判了任意球，于是我跟队友一道排成了人墙，当时我还是头晕眼花的，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森林队队长是皮尔斯，我在英格兰国家队的队友，主罚这个任意球，球像炮弹一样轰开了我们大门。这时我站都站不住了，像堆土墙一样轰然倒地。
队医检查了我的膝盖，很明显，他对我的状况非常担心。我躺在担架上，等待救护车来临，温布利球场观众的欢呼声显得那么遥远。在救护车上，广播正转播着这场比赛，我听到了托特纳姆扳平比分的好消息。当救护车驶进医院时，我耳朵里还满是球迷的欢呼声。
我竟然还从病床上看到了一小段比赛最后时刻的画面，因为比赛还打了加时。我看到了另一个国家队队友、森林队的沃克那么倒霉的将角球顶进了自家大门。我们终于赢得了足总杯，这是我足球生涯至今最大的成就，因此我将拥有一块金牌，然而我觉得我不配去领取这枚金牌，我的表现就像一个发了疯的杂种。所有球员在比赛结束后直接来到医院里看望我，为我带来了足总杯和冠军金牌，可我简直不敢面对他们。也许托特纳姆能打进决赛，我的功劳比其他任何队员都要多，因为我进了那么球，可是当足总杯打到最关键最重要的时刻，我辜负了队友的期望。
诊断结果是我的右膝十字韧带断裂了，必须动手术，要用好几个月时间来进行恢复。拉齐奥的人也来到足总杯现场考察他们未来的巨星，他们还会要我吗？热刺还会要我吗？还有任何人想要我吗？我在医院里度过了24岁生日，越来越怜悯自己，我为自己的愚蠢而恐惧，感觉自己终于葬送了美好未来。
许多人当时都认为我的职业生涯完了，我不可能再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可我从来不认同这些胡说八道。可一旦知道受伤的部位是十字韧带，我开始担心，因为我清楚很多球员因为十字韧带受伤就再也没能完全康复过。许多人到现在还说我根本没有从这次受伤中完全恢复，我的职业生涯从24岁后就走上了下坡路，这也全是屁话，我的职业生涯其实在这之后变得越来越好，我也成为了一个更好的球员，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
但在那段养伤的日子里，我总在责备自己，因为我认为自己毁掉了去拉齐奥的机会，我认为我再也不可能去意大利踢球了。
--
FROM 123.112.7.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