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研究的三个逻辑层面


红楼梦研究，在逻辑上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形式逻辑的不完整的层面，通常所谓的“红学”，就是这个层面。由于逻辑关系不完整，推理和结论自然也就不可靠，缺失逻辑的那些内容，就被八卦所取代了。八卦的表现又分成传闻、推测、臆想等等。

逻辑不完整，主要是因为资料不完整。经年历久，当时的写作活动又不是什么重大的国家事件，等等，导致相关的资料稀少。文史里几乎全部题材，都是如此。红楼梦相对来说还是幸运的，在古典名著里它出世几乎最晚，而手稿抄本等资料遗存相对也是最多的。但在绝对的意义上，这些存留的资料远远不能组建其主要事件的完整证据逻辑。在司法实践上，如果缺失了必要的证据，那么可以用合理的推测来取代。但现实目的的司法活动跟追求完美的学术研究并不是一回事。单纯的推测并不能取代合乎逻辑的推理。

另一方面，推测往往被滥用，而偏离“合理的”约束，沦为了八卦，往好里说就是各种故事，往不好里说就是各类瞎扯。但推测乃至八卦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如果逻辑关系足够多，而不同的推测中出现了共同的指向的时候，情况就可能出现变化，而出现有意义的结果。这有些类似统计力学，对单个对象的考察并不可靠，但对众多对象的群体效果的行为却是有意义的。

逻辑不完整的一个著名例子，是红学之前对“高鹗是张问陶的妹夫”的推理：张的妹妹嫁给了“汉军高氏”，高鹗是“汉军高氏”，于是有人就此结论说“高鹗是张问陶的妹夫”。这个话题早已有了完整的证据和结论。另外一个达到了逻辑完整的例子，好像是明义还是谁的父亲的一段履历，有人用找出的资料交叉印证，搞清楚了那段履历。但这样的情况毕竟是凤毛麟角（且明义父亲的履历跟红楼梦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其他的各个话题，基本上都是一部分资料加一部分推测这样的论据构成。胡适、张爱玲等等的红学文章里，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推理。

但张爱玲其实要好一点，她有写作的经历，有对精神分析等有所了解，尤其是她有时候还注意文本内容之间的联系，这使得她有一点点超出了第一个逻辑层面，而进入到了第二个逻辑层面。《红楼梦魇》里有很多地方试图从不同的文本内容（红楼梦里不同的段落）之间的关联或对比，来寻找问题的答案。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张也由此超出了“考证”的局限，而进入到“文本流”的层面。但张做得很有限，也明显力不从心，尤其表现在《红楼梦魇》越到后来八卦的成分越多越明显。

所以，红楼梦研究的第二个与第一个逻辑层面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注重文本本身的内容。依据不应该仅仅限于书外的“考据”，也不该限于批语，还应该深入到文本本身。这又不该是“读后感”式的东西，而应该包括研究推理的东西，还应该在逻辑上有所提升。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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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所以，红楼梦研究的第二个与第一个逻辑层面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注重文本本身的内容。依据不应该仅仅限于书外的“考据”，也不该限于批语，还应该深入到文本本身。这又不该是“读后感”式的东西，而应该包括研究推理的东西，还应该在逻辑上有所提升
  
红楼梦研究应该包含有“读后感”的内容，应该与“读后感”相结合，但不能仅限于读后感。读后感也要提升自身，这样就进入到了第三个层面。第二给层面的代表人物是张爱玲，她注重研究文本的内容。她的问题首先是时代的，那个时候跟她关注同样内容的人太少，搞得孤掌难鸣。而且更严重的是，在前网络时代，资料不仅少还很不普及，不要说普通人，就是绝大部分学者，要想获得充足的资料都是极难的。张的观点基本上没有经过什么交流的积累，缺乏正误检验的锤炼，难以做到可靠。
  
第三个层面的代表人物是王国维。他是借助了分析的工具去研究红楼梦的。但可惜他似乎是选错了工具。工具是从西方借来的，但那是工具输入的初期，只能有什么用什么。叔本华的悲剧论只是给专用工具，被当作通用工具使，结果当然不会理想。理论上专用工具可以拓展为通用工具，但升级工具的难度比使用工具的难度要高不止一个数量级。张爱玲也关注工具，她还提到了精神分析，她偶尔似乎也涉足到更高的层面。宝玉出走后穿的斗篷，她从“情理”先推断出了程本文字不对：“宝玉出家后的大红猩猩毡斗篷很受批评，还这样阔气。将旧本与甲乙本一对，猩猩毡三字原来是甲本加的。旧本船头微微雪影里面一个人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斗篷，向贾政倒身下拜，确是神来之笔，意境很美”。类似的还有关于黛玉衣着的描写：“俞平伯根据百廿回抄本校正别的脂本，第七十九回有一句抄错为好影妙事，原文是如影纱事，纱窗后朦胧的人影与情事。作者这种地方深得浪漫主义文艺的窍诀。所以我第一次读到后四十回黛玉穿著水红花袄，头上插著赤金扁簪，（第八十九回）非常刺目。那是一种石印的程甲本，他本甲乙都作月白花小毛皮袄，加上银鼠坎肩，金簪同，腰下系着杨妃色绣花棉裙，真如亭亭玉树临风立，冉冉香莲带露开”。她先从“清理”的角度做出了判断，认定了程本的问题，这就超越了“内容”的层面。
  
（但张爱玲依然明显低估了程本与杨本（百廿回抄本）异文的出现频率，张文此处的引用并不准确，“金簪同”不对，杨本应该是：“头上一支扁簪”，不是程本的“头上插著赤金扁簪”。即使不看文本，也该从情理层面意识到“赤金”二字在这里绝不合适。当然“水红”也是程本胡扯。程本的乱改确实是层出不穷。）
  
《红楼梦魇》各章的质量，从前往后，落差很大。最有价值的内容都出现在第一章里。张爱玲对红楼梦的见解是零星破碎的，没有达到系统化。这不是她本人的原因，而是这个议题需要更多人更长期的努力和成果积累。总体上，胡适可以被视为第一个层面的代表。张爱玲开始把正确的方法引入文本研究，进入了第二个层面。王国维的尝试是失败的，但他注重工具的提升，这个方向是对的，所以他是第三个层面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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