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软件工程师，我想谈谈科学家主导科技发展的危险性，我这么抽象地发表这些议论，不是因为我想唱高调，而是他们与我的利益密切相关，我也相信这与人们更长久的利益密切相关。
一般而言，科学家具有超于平庸的见识，代表了二战以来社会的重大智力财产，代表了文明和物质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是与愚昧、野蛮、落后相反的。然而，科学家毕竟也是人，尤其是职业化的建制、科学素养的成熟、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纠葛，科学家主导科技发展有时候也会演化出危险的因子。
科学家大多数是职业分化的，即使是跨学科的意义上，大多数具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家，也承认现在的时代很难出现曾经历史上如亚里士多德这样子“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这就意味着，科学家必然有一门专精，在这专精的一门他们可能远超越于常人，而出了这门，只能顾左右言他。这是对科学的严谨态度和科学知识复杂结构决定的。这在旁人看来很容易成为一种“学科偏见”。学科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一些学科的发展有时候能带动别的学科，然而如果科学家由于“学科偏见”忽视了别的学科的作用和贡献，将科学变成了“畸形儿”，将科学从知识的事业矮化窄化为一时的“战略要塞”的争夺，忽视了文明的整体性，最后的代价是要全民族全人口来承担的。
科学家永远年轻，也总有着年轻的阵营和成熟成功的阵营。声誉来的可能很快，也很突然。一般而言科学家总是在特定的文化土壤里成长起来的，这些文化土壤会为科学家提供价值判断的一些坐标。例如西方宗教的人文主义的一面，即是是伟大导师这样子的无神论者也有着相当的救世者的情愫，而爱因斯坦在原子弹爆炸后也表示对人类命运的关切，甚至一定程度上感到了后悔。当代文化和古代的儒释道文化给出了不一样的东西，这些东西流行千年，却也并非都是解开一切问题的钥匙。科学的进展往往需要突破过去的错误，打破迷信，建立新的权威，而科学家尤其是年轻的科学家，极容易在获得这种进展的时候，忘乎所以，迷失自我。具有知识领域上的专精的科学家是很难被说服的，他们在回应实际问题的时候，常常可以提出不同的标准，永远在形式上把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将问题推给外界。这就很容易造成“有学识的线性狂奔”，用力越大，科学的发展却越是畸形了。
从根本上，科学事业的管理和科学并不是同样的事业。科学事业的管理是对科学布局、科学家群体、科学的社会化路径、科学的软硬件支持等等事项的管理，对科学的理解当然有赖于管理者对科学的认识，但更核心的离不开科学家的诚信、对科学的描述方式的诚信、管理者对科学事业的独到的精湛的眼光，实际上是一个专门的社会科学哲学问题。而科学事业，仍然本质上是对“自然”的认识和运用的提高，在社会科学的意义上，还包括社会作为客体这样子的“人工自然”。当然，其实很多科学家也具有管理的才干，也不容易轻易被“管控”，因为他们具有不对称的认知优势，而个人主义的兴起也使得很多年轻的科学从业者对个人私利毫不避讳。
由此可见，对于那些对全体有重大贡献的来说，我们的情感是激动的，是敬佩的，对于具体的科学从业群体，却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实事求是。那具体怎么办呢？
遴选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科学家与科学家也不同，科学发展的管理权限一定程度上应当向专业精湛、同时具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倾斜。实际上科学从业者群体在今天从专业素养、人文素养、道德修养也是各有不同、参差不齐，展现了漫长的光谱。有一类科学家是完全不同与“混口饭吃”的那种科学家的，他们立足于学科的同时也着眼于科学的整体。这在今后，人们会在此各尽伪装，越来越不易分辨了。欧拉是一个真正出色的例子。虽然欧拉“只是”数学家，但在圣彼得科学院期间，除了一贯的数学研究，他还在地理学的工作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贡献现在的计算机科学不少还在受益。欧拉承担了科学官员的角色，但他并未因此腐化，到了柏林科学院之后，他成了“柏林科学院日常运转的真正核心”，使当时德国的科学逐渐从碎片化走向系统，解决了许多非科学整体前进不能解决的问题。晚年回到俄国，他又将“分析数学”推向科学的源头和中心，这甚至仍然是当代科学的重要的建制架构之一。这绝不是单纯地争夺地盘、扩大自己的事业，不是每一朵花都能成为花王，欧拉的远见卓识在今天日益被验证了。仅仅从当时来看，能够敏锐地意识到科学尤其是分析数学将会对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以及在当时还未像今天这样碎片化的科学中，取得数学家的地位，这些都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
坚守常识，注重诚信，坚守整体的科学观。常识划定了社会的底色。科学家偏离常识，第一个表现就是语言的窒息和混乱。这种时候，人们不能把好的说成好的，坏的说成坏的，人们什么正常的话都说不出来了。人们想说“那是一匹马，不是一头鹿！”，但在威权和扭曲的制度里，人们不能这么说了。久而久之，人们甚至在想说鹿的时候，也只能说马了。这还怎么发展科学呢？这还怎么谈科学为人民福祉服务呢？这种语言的窒息和混乱已经引起很多哲学家的重视和探讨，但其实科学群体的共谋常常也是有关系的。我们可以相信个别科学家的诚信，但现在总的情况来看，科学从业者的诚信，尤其是在资源分配争夺无法避免的场景里，语言的符合性、准当性、可评价，都是不好轻易放过的。科学家不应该讲不符合事实的话，不应该讲在数量存在恶意的欺瞒意图的话，不应该讲不能被人民群众评价的话。例如，科学家不应该把红色说成黄色，不应该不作比较和考虑就把青蒿素说成没用的东西，不应该讲类似于“人工智能会在未来十年改变人类社会”这种没有根据的预测。诚信的原则是不能只顾自己，因为客观性并不随着我们的眼光望向哪里而存在还是不存在。如果欧拉只看到数学，而不将纯数学作为客观的东西提出来，自然科学的语言就谈不上随着分析数学的到来而进步了。客观性在今天实际上要求科学家能区分“学科”和“科学”，不应该盲目“学科”替换为“科学”，不应该简单将“科学”置换为“学科”，这就如花与花园的关系，一朵花的绽开可以为花园增色，而花园的整体还有赖于许多。
永远关注“缺失的一面”。科学在今天被赋予许多的野心，这都不是“混口饭”的科学从业者可以承担的。例如，科学在今天被期望为是人类的“纠错系统”，能够有益人类走出偏见，克服发展和科学技术本体中的各种问题。又例如，科学在今天成为了许多青年人的志业，寄托了青年人对善的社会和理想的社会的希望，对人类的智慧与才干的向往。又例如，科学在今天被看成是发展、安全、民族前途的重要要素，人们期望科学的发展能够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能够带来生活的便利、物质的丰富、生产的红利，人们期望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人们可以获得平等的、更好的机遇，伟大中华也走向更加光辉灿烂的前程。关注“缺失的一面”并非用于打倒什么人，看到科学的进展是非常必要的，不能理解科学进展的艰难旅程，是不能培养从酒桌、电视桌、游戏桌上下来的信心的，对那些已经付出努力取得成就的人是不公的，但不看“缺失的一面”，科学则陷入固步自封，人类也将丧失目标。在适当的场合和语境中，科学永远不应该忘记他并不是一个已经完全足以让人满足的事：曾经的科学的伟大和远大社会理想呼唤着我们。
我们经历着一个“大多数人都是平庸的人”的时代。这是因为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分数、理论版图的碎片化，使得更多的人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在远大社会理想社会，大量的人都会从事科学，甚至到了1/3的程度，这不是谁的发明，很多科学家都有类似的表述。有志于科学的人应该团结起来，观察物质世界、做实验、做科学和成为科学家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唯此，我们必将锤破黑暗，剪断不公，刺死丑恶，留下真理、信念和美好，我们必将科学涂上21世纪该有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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