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mp.weixin.qq.com/s/JWOllaNcmckgRNLq2zRICQ 19世纪，人们对细菌仍然一无所知。当时，医院总是弥漫着尿液、呕吐物和其他体液散发的恶臭。那种气味令人难以忍受，工作人员在医院里走动时，有时候要用手帕捂住鼻子。在这种环境脏乱、细菌滋生的环境下，医生却绝少会洗手或者清洁医疗用具，而手术室就和那些不讲卫生的外科医生一样肮脏不堪，院感事件时有发生。
在那个年代，医院被人称作“Death House（死亡之屋）”，作为各种感染的温床，那些生病甚至垂死的人也只能使用最原始的设施。相比较医院，人们在家里就医更安全：当时在医院里的死亡率比在民居环境下高三至五倍。面对病人的高死亡率，一个叫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的匈牙利医生。试图通过科学的方法来阻止感染的蔓延。
1847年，29岁的塞麦尔维斯博士毕业后，进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担任产科医师。他的职责就是每天早晨进病房检查病人，做好记录以准备教授的提问，还要监督分娩，同时还要给他的师弟师妹们上课。那时候，就像其他所有医院一样，塞麦尔维斯工作的医院因为细菌感染，里面的房间时常放满死尸。而作为塞麦尔维斯医治对象的产妇，则是最容易受到感染的人群之一，特别是那些在生产过程中出现阴道撕裂的母亲——裂开的伤口正是细菌最理想的栖息处。
当时医院的妇产科由两个规模差不多大小的科室组成，平均每个科室每年都能接生大约3500名新生儿，它们的区别在于第一科由妇产科医师和医学院的学生负责接生；而第二科则由助产士接生。按说在第一科分娩会更安全，但是当时的统计数据却显示，在1840~1846年间，第一科接收的两万名产妇中，死亡人数竟然接近4000人；而第二科接收的两万名产妇中，只有700人产后丧生。这两家科室每隔一天都会接纳病人，但由于第一科室死亡率高，妇女们都请求进入第二科室生产。
塞麦尔维斯在后来的书中描述了绝望的孕妇跪着乞求不要进入第一科室。有些妇女甚至宁愿在街头分娩，假装在去医院的路上突分娩（这种做法称为街头分娩），这意味着她们仍有资格享受儿童保育津贴，而不被送进诊所。
而令塞麦尔维斯感到困惑的是，在街头分娩的妇女中，基本没有产后发烧的。“在我看来，经历过街头分娩的病人至少会和在科室分娩的病人一样经常生病，这是合乎逻辑的。是什么保护了那些在诊所外分娩的人不受这些破坏性的未知地方病的影响？”塞梅尔维斯感到非常不安，也令塞麦尔维斯产生了强烈的探究欲。
塞麦尔维斯首先注意到的，是维也纳总医院里两个科室之间的一个有趣的差别。一个是由男性的医科学生管理；另一个则是由一些中年女性料理。由医学院学生监督的那一个，在1847年里每1000次接生当中造成死亡的个案是98.4个；另一个由中年妇女操作的科室，1000个接生个案中只有36.2人死亡。这种差异，一开始曾被归因于男性医科学生在处理病人时“比中年妇女而粗糙”。
为了验证这种想法，所以，他尽量让两个科室的其他情况保持一致，从接生的姿势，到通风设备和饮食，他把所有的环节都标准化了，两个科室的情况依旧没有得到改变。他想遍了所有可能的情况，可还是找不到原因。他做的所有尝试都无法解释科室死亡率的巨大差异。
就在那一年，他的一个同事在进行尸检时割伤手，结果伤口引发败血症而死。在那个年代，解剖尸体有致命的受伤危险。解剖刀造成的任何皮肤伤口，不论多小，是长期存在的危险，哪怕是对有经验的解剖学家来说也是一样。查理·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叔叔在1778年就是因为在解剖儿童尸体时受伤致死。
在维也纳，塞麦尔维斯看着自己的同事死去，发现他的症状与那些患上产褥热的女性很相似。有没有可能，是解剖室里那些医生将“有害微粒”带到了产房？
塞麦尔维斯观察到，很多医学院学生会从解剖间直接走去为孕妇接生。由于在当时，没有人会在解剖时戴上手套或者使用任何保护措施，医学院学生在课后走进产房时，衣服上沾有少量肉或者人体组织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而中年妇女们却不会去上解剖课。这是否就是问题的关键？这件事一直困扰着塞麦尔维斯。
在断定产褥热的病因是尸体上的“感染性物质”之后，他就在医院每排病床间都增设一盆子的氯化石灰溶液（后来俗称的“漂白水”），医生在手术前必须使用氯仿溶液洗手。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发现这种氯化溶液最有效地去除了受感染的尸检组织的腐烂气味，从而可能破坏了由这种物质传播的“有毒”或污染“尸体”物质。
结果表明，第一诊所的死亡率下降了90%，与第二诊所的死亡率相当。1847年4月的死亡率为18.3%。后洗手于5月中旬开始实施，6月份的死亡率为2.2%，7月1.2%，8月1.9%，在这一发现之后的两个月中解剖后实施洗手以后，死亡率首次为零。
1848年，塞梅尔维斯扩大了他的研究范围，将所有与临产病人接触的物品包括仪器在内，进行清洁洗涤后，他所的医院病房几乎没有产妇在产后发烧。于是，他在当年的医生公会上报告了自己的发现：“让产妇大量死亡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这些不爱干净的医生，是医生沾满尸体毒物的双手和器械把灾难带给那些产妇。”
可是，塞麦尔维斯却未能令他的同僚信服，产褥热的多发与接触尸体造成的交叉感染有关。在当时，塞麦尔维斯的观点和医学界观点不一致，他本人也被维也纳学术界视为异端，他的学说被认为是“妖言惑众”。以德国著名教授弗雷德里希·斯坎佐尼(Friedrich Scanzoni)为首的产科权威向塞麦尔维斯宣战。无奈之下，塞麦尔维斯写信给斯坎佐尼说:“先生，如果你没有充分理由来驳倒我的观点，却继续将“产褥热只是普通流行病”的观点教授给学生，那么我会在上帝和全世界面前宣称你是一个杀人犯 如果你率先反对我这项拯救生命的发现，那么，你将会被世人以'医界尼禄’之名载入产褥热的史册”。塞麦尔维斯又写了致所有产科医生的公开信，用极度愤怒的语调，谴责他们是不学无术、不负责任的杀人犯。
毫不意外，塞麦尔维斯这种近乎偏激、失去理性的攻击和责骂引起了更多人对他的攻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塞麦尔维斯反复强调“医生的手就是把产妇送向死神的手”，这一说辞让产科医生感觉受到极大侮辱，因为塞麦尔维斯是在指控他们谋杀病人，将他们视为造成产妇死亡的罪魁祸首。当时的产科医生当然不愿意接受洗手理论，因为一日接受，就等于承认自己曾亲手害死过许多产妇。而那些愿意测试这种方法的人常常做得不正确，从而得出不尽人意的结果。
后来，他在维也纳总医院没有得到续约，塞麦尔维斯回到了祖国匈牙利。在布达佩斯一所小医院里，他以无薪的形式担任产房的名誉医生。在那里和他后来任教的布达佩斯大学，之前都是产褥热肆虐，直到他的到来，几乎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对于他这个理论的批评仍然猛烈，塞麦尔维斯对于同僚不愿意采纳这种做法的愤怒也越来越强烈。
1861年，塞麦尔维斯终于发表了他的主要著作——De Ru tiologe，der Begriff and die Prophylaxis des Kindbettfieber（《产褥热的病原、实质和预防》）。发表著作后，学术界和国外依然有一些不同意的评论，塞麦尔维斯随后在一系列公开信中猛烈抨击了他的批评者，他针对欧洲著名的产科医生，包括斯佩特, 斯坎佐尼, 西博尔德和“所有产科医生”，他的回复充满痛苦、绝望和愤怒，并且“极具争议性和极具攻击性”。塞麦尔维斯公开指责他的批评者是不负责任的杀人犯和极度无知。他还呼吁在德国安排一次产科医生的会议，为讨论产褥期发烧提供一个论坛，他将在那里公开他的理论“直到所有人都接受他的理论”。
到1861年，他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古怪。1865年中期，塞麦尔维斯的一些言论行为使他的同事们感到恼怒和尴尬，他开始过度饮酒，逐渐远离开家人。塞麦尔维斯因长期的心理压抑导致精神错乱，生活十分悲惨，不得不于1865年7月31日被送入维也纳精神病院强制治疗。一名同僚以带他去一家新的医院为托辞，将他带去维也纳的疯人塔。当塞麦尔维斯发现真相后试图逃跑，卫兵对他施以毒打，用缚住袖子的紧身衣套在他身上，将他关进小黑屋。两星期后，塞麦尔维斯死于右手的严重感染，终年47岁。
在遗书中，塞麦尔维斯这样写道：“回首往事，我只能期待有一天终将消灭这种产褥热感染，并用这样的欢乐来驱散我身上的哀伤。但是天不遂人愿，我不能亲眼目睹这一幸福时刻，就让坚信这一天早晚会到来的信念作为我的临终安慰吧。”
在后来微生物学奠基人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外科消毒法创始人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和细菌学始祖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等医学先锋所做的贡献中，都没有塞麦尔维斯的参与。不过，塞麦尔维斯的贡献后来得到了承认：时至今日，洗手仍然被认为是医院避免感染的最重要方式之一。为了纪念他的出色工作，人们赠予他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称号——“母亲的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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