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国家抡材，为民族养士，曾救我于绝望之渊。——野夫
文/野夫
1、自由和宽容——刘道玉时代的武大校风
从1979年起，我就开始与独身的大伯频繁通信。他结束右派生涯后调到武大主编《美国当代哲学研究》，不断地从武大图书馆给我借寄那时山里没有的书读。
我工作后有假期常去陪他，他是40年代初的武大地下党学生，苏雪林的弟子，谈起母校来自然如数家珍。那时，武大刚好进入辉煌的刘道玉时代，大伯不断给我讲学校的各种变化，鼓励我来考研。我知道我外语不行，大约是没有机会来传承大伯的衣钵了。
那时，祖慰写了个报告文学叫《快乐学院》，记录的正是刘校长和一群优秀学生的故事，确实读得我心潮澎湃，充满艳羡。那时真未想到几年后，我与这些神话般的人物，会有缘成为一生的知交。
仿佛老天要帮我了此夙愿，85年大伯紧急来信，告诉我刘校长决定开招插班生，让我火速备考。浑浑噩噩的我，终于看见命运的转机在向我招手了。
考试分为文化课和社会业绩。文化课我自然不怕，但业绩是比已经发表的作品。我是所谓“地下写作”的出身，变成铅字的有限，兼之只写诗，多半比不赢那些写小说的。幸好中文系主任白嶷岐先生和教务处领导於可训先生青眼相加，为我说项。86年，我终于成为中文系七个插班生之一，走进了珞珈梦乡。
所谓插班生，即按专科身份直接插进三年级，读两年，修满125个学分，拿武大本科学位。真正吸引人的是，一切享受同等待遇，档案调进学校，毕业重新分配——在那个年代，这意味着人生洗牌、再开新局的机会。否则，在人事、户籍制度奇严的当日，走出深山只能是个遥远的梦。
插进三年级是指听课，在管理上则七个人单独编班，由丁忱先生做导师。丁先生是黄焯先生的关门博士弟子，章黄学派第四代传人，专治音韵训诂。我入学前在此方面有点基础，参与点校《黄焯文集》还能略尽微薄，所以先生对我则向来宽容。应该说，当时刘校长所形成的校风，即是自由和宽容。
2、刘道玉校长救我于绝望深渊
80年代的武大，确显生机勃勃。各种讲座，各种学生社团活动，一大批活跃的中青年教师吸引着莘莘学子的眼球。今日已成名家博导的易中天、於可训、赵林、邓晓芒等，当时还都是讲师，由于我们可以跨年级跨专业选修，凡是好听的课，我们皆趋之若鹜。老师对我们这些已婚学生，多少有点法外开恩另眼相看——行动更显自由一些。
那时的师生关系也比较好玩，似乎犹存民国大学的流风遗韵。比如赵林先生下午讲社会心理学，中午就跑到我寝室来，开个午餐肉，我们就对酌几两，然后再飘然去上课。樱花时节，导师会带我们六男一女去游湖，然后诗词唱和。有次我和丁先生的春游诗同时发表在晚报上，先生看见后，会专门跑来对我说——还是你写得更有诗味。
入学未久，我就受一家杂志委托，去随队采访长江漂流。一走好多天，整日飘在江上，系里却毫不为难。我选修了沈祥林先生的古代文体学，只交作业，未去上一回课，同学告我，每次沈先生都会问：“那个野夫来未？”我有些惶恐，结业考试是各交一篇文言文或诗词，我决定去面交并请罪，结果先生却说——我只是想看看你，你是我执教二十几年来古代文体写得最好的学生。这样胸怀的老师，你无法不肃然起敬。
我有个师兄王梓夫来自北京人艺，我们俩同时选修了一门话剧艺术课，讲课的是位满头银发的老先生。因为讲课举例多采自人艺的剧目，老先生知道梓夫在，每堂课休息都要过来问——我讲得对不对，你多指点。这种大学者的虚怀若谷，害得梓夫都不好意思再去听课。
於可训先生和易中天先生，那时就已经是中文系的王牌讲师，却是一点架子没有。於先生经常邀我去家里喝酒，谈些课堂上不便讲的话题。他是治当代文学的，国内的名作家多与之过从甚密，儒雅的外表里，却有着十分的血性。易先生则对我知遇多年，两年寒窗，与这些师长结下的竟是一生的胜缘。
因为是刘校长改革创新招生制度，破格把我们从社会打捞出来的，所以许多人视我们为武大的“黄埔系”。校长也有几分偏爱。每学期初，会集中各系的插班生开个座谈会，校长亲自来训话。其他系的人数更少，但更是人中龙凤，有的多是各地树立的自学成才楷模，能被校长改变命运，心中无不充满感激。
从今天的发展来看，多数人皆成了高知高干或高管。如果没有刘校长，没有武大，也许大家还在混迹于泥涂。
当然，学校少数员工师生，对插班生也是略有微词的——尤其对中文系。他们的理论自然是认为大学并不需要培养作家，总觉得这些散漫无行的所谓文人，不过是来混文凭的。
临到毕业，都要论文答辩，不免有人想看笑话。我的论文导师是白嶷岐先生，选题则是“周作人晚期思想管窥”——我为他做了篇翻案文章。我私下先拿给於可训先生评估，於师内心比较认同，但担心太偏离主流话语，是否会在答辩时被发难。但结果白先生竟然也认可，论文遂得以顺利通过，后来还公开发表在南方一个大学学报上，算是未负武大两年诸位恩师的错爱。
毕业分配时，正好海南建省。我因不想呆在湖北，同时也想赶所谓特区的潮流，便向系里提出要求，希望能分到琼岛，或者就是西藏。系里尽量成全我们的梦想，于是88年我又成了第一批赶海人。
我在学校时与校长并无太多交集。但校长对我的关爱，则可用天高地厚来形容。毕业后有几年，我曾经堕入人生的真正低谷。校长不断来信给我鼓励，甚至带着几个博士亲赴高墙内探看，赠书送药，救我于绝望之渊。
后来的命运则似波峰浪谷，几乎遍历了人间的五味百苦，此处就不再赘述了。但是无论怎样的沮丧困顿，回忆起在武大结识的诸多师友，总觉得背后还有力量，还在支撑着我去面对悲苦人生。
3、其命维新：为国家抡材，为民族养士，此乃教育家之大命也
中国新式教育不过百余年。自京师大学堂迄于今，前后身任大学校长者，何止十万？而其中堪称教育家者，不过数十。尤其所谓新国家以来，堪当此誉而无愧后世者，又不过三五人矣。而武汉大学刘公道玉先生，则必入此选也。
先生执长武大，大抵十余年。受命于拨乱F正之际，夺职于山雨欲来之时。凡此前后受教者，约略十数万人。今日修成名流高官巨贾大材者多矣，私议闲话间言及先生，则仍必恭称“校长”，此所谓天道人心自存公论也。
自先生主校以来，武大校风学风皆为之遽变。彼时浩劫初度，左风犹炽。先生巨擘独支，打破坚冰，不拘一格，广录人材。后日名震海内之经济学家杨小凯，当时以反阁命戴罪十年，初出牢笼即应高考，各校皆不敢取。唯先生知此中委曲，斗胆招录。以后杨君去国游学，校长亲自游说，方允成行。当此犬儒流行之世，非教育家之胆识，焉能于风尘中辨物色、救英雄于末路、为当世留一杰士？
先生素倡独立人格自由精神，尊重专家，敬惜学者。四方延揽有识之士，不问学派出身，授以教席。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一时间俊杰云集，蔚为大观。当时以人才学而声名初显之雷祯孝君，即为先生破格高聘。此乃五四时代聘任制之传统，即今日高校犹未敢承继，唯先生二十年前即已开风气矣。
为国家抡材，为民族养士，此乃教育家之大命也。先生素知动乱时代，误人多多，遂百般努力，在武大率先实施插班制度。九州怀抱利器者，起于蒿莱，风随景从。日后脱颖而出者不胜枚举，非先生之大德，诸子何以至今日。
犹记当年学波，先生既只身劝阻学生出校，复联名上书高层开对话之径。孰料秋后，先生竟以上书事见罪。值此高压之际，所谓悔过、互举以脱罪者多矣，唯先生风骨凛然，不畏威势。
一日部署派员令先生去校办谈话，先生谓来人曰：自古只有官拜学者，没有学者拜官——如此节气，试问天下几人曾有？以至后来党员重新登记，先生竟不得过，种种不堪，先生亦至今无悔。
余求学时，久仰先生，于座谈会上远望而未敢亲謦咳。后入囹圄，故旧犹多回避，先生竟率博士探监，且留影合照。又每年捎药食诸物，以为慰藉。余出狱后亦多蒙先生关照，生死肉骨，海天高恩，当世校长，几人能够？
武大有先生，实天下学子之幸也。武大无先生，亦后世史家之哀也。先生盛年见弃于浊世，道德文章，几成绝响。今先生亦垂垂老矣，平生抱负，耿耿于胸竟不得大展于世，其先生之悲亦天下之悲乎。年中有作家班诸友发起，为先生塑铜像于珞珈，校方竟不予地。相信先生之伟岸，早已塑像于万千学子之心，而后世之武大，终将被先生之光芒所烛照也。
文章来源于野乡风物志 ，作者野夫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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