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txssw.com/newswrmzd/xiangguanbaodao/46730.html毛泽东读报诗:反修诗词的滥觞
来源：同舟共进 2011年第4期 时间：2013年05月22日 作者：冯锡刚 编辑：王耐
毛泽东在1976年2月(一说6月)说过，我这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建国，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文革”的先导就是20世纪50至60年代发生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简称“反修”)的斗争。反映在毛泽东诗词的创作上，主要有两大主题，一是革命战争，一是“反修”斗争；形成了两次高潮，一是1930年代的长征诗词，一是1960年代的“反修”诗词。作为政治家诗人，毛泽东诗词正是其心路历程的艺术写照，故“反修”诗词是了解毛泽东后期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文字凭藉。
《到韶山》和《登庐山》的主题并非“反修”
毛泽东明确提出“反对修正主义”，最早是在1957年6月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在毛泽东的意识中，修正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几乎就是一个概念。据此，有论者提出，毛泽东“反修”诗词的创作肇始于1959年6、7月间作的《七律o到韶山》和《七律o登庐山》，有毛泽东的自我评价为证――1959年9月致《诗刊》主编臧克家、徐迟的信：
信收到，近日写了两首七律，录上呈政。如以为可，可上诗刊。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疯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疯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忘八蛋的。
9月7日致胡乔木的信说得更明确：
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主题是为了反右倾鼓干劲的，是为了惩治反党、反总路线、反大跃进、反人民公社的。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然主题是惩治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者，那末称之为“反修”诗词似乎是言之凿凿了。
但人们并未在《诗刊》上读到这两首七律。显然，并非臧克家等人以为“不可上诗刊”，而是毛泽东自己改变了主意。其实，这在9月13日致胡乔木的信中已见端倪：
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信后附言更其明确：
“霸主”指蒋介石。这一联写那个时期的阶级斗争。通首写三十二年的历史。
既然“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是写大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通篇又是写1927年以来的32年历史，那末这与前信所述“主题”云云显然是不一致的。这种矛盾只能以政治家和诗人的不同角色去解释。作为政治家，毛泽东在这年的庐山会议上整肃出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后，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便是惩治之、肃清之。作为诗人，毛泽东深知“诗难，不易写”， 深知“好诗不厌百回改”，故有一再通过胡乔木向“文坛大佬”郭沫若求改之举，以使“主题虽好”的同时，“诗意无多”成为“诗意亦多”。
那末不妨来看看，毛泽东根据郭沫若等人的意见，主要作了哪些修改。
《到韶山》最大的修改是结句，由初稿“始使人民百万年”一改为“人物峥嵘变昔年”，再改为“年少英雄下夕烟”，最后改定为“遍地英雄下夕烟”。确实是愈改愈好，然与“主题”似关涉不大。以形象思维的角度看，诗意确实多了，但并非旨在强化“惩治”主题的力度。
《登庐山》最大的修改亦在尾联，原句是：“陶潜不受元嘉禄，只为当年不向前。”“不向前”语意含混。照字面本意解，有对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以为然之意。有学者评论，这表明毛认为刘宋取代东晋具有进步意义，但亦可解“不向前”为调侃语，则仍对陶渊明的“归去来兮”持褒扬态度。修改句为：“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有论者解读为对“乌托邦”的批判，即“桃花源里不可耕田”。这显然未能顾及毛泽东写诗时的心情。试读毛泽东1958年12月为印发《张鲁传》所写的批语，内中对三国时期张鲁所辖地区“置义舍，吃饭不要钱”等举措津津乐道，“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那时谈论和设想最多的是何时实现共产主义，“大跃进”民歌云：“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毛泽东不但为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而“发愁”，更自信地认为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只是不必急于宣布，以免“老大哥”脸上无光。还是深知其人的郭沫若说得合乎诗人的心情：
陶潜的《桃花源记》是属于空想的社会主义范畴。空想的社会主义，列宁以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恩格斯也是肯定的。可以想见，主席对于陶潜在当年能有那样的空想，还是认为可取的。故在诗里怀想到他。因此，桃花源可以让我们联想到人民公社，但空想和现实是大有区别的。
这意蕴(如果一定要归结为“主题”，亦无妨)，与其说是“惩治”，毋宁说是对“换了人间”的赞美。这其实正是1949年之后，由《浣溪沙o和柳亚子先生》(“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为发端，继以《浪淘沙o北戴河》(“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七律o和周世钊同志》(“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水调歌头o游泳》(“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七律二首o送瘟神》(“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等作品反复表现的赞美新风物的新主题。《到韶山》写大革命以来的32年历史，以“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结穴；《登庐山》更有“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这样不可多得的妙对(对此，难得自满的作者亦有惬意之感)，为新时代的“江山如此多娇”生色添彩。
当然，要从这两首七律中体会出“惩治”的主题来，也不是全无凭藉，诸如“冷眼向洋看世界”之类，还是多少有点锋芒的。但要据此而认定主题为“惩治”，显然并不符合作品的实际。即使在庐山会议之后致臧克家、胡乔木的信中，毛泽东一再强调这两首七律的“惩治”意向，但在具体的修改中也并未强化这个主题。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也不能不受艺术规律的制约，愈改愈觉得必须忠实于自己所营造的完整的艺术世界，如果一定要充当“惩治”的利器，那就只有违艺术的初衷，从而辜负得之不易的佳句。因此，毛泽东改变了登《诗刊》的初始安排。作为政治家，“惩治”的利器在在皆是，何苦将这两首有望成为艺术品的七律降格以求；作为诗人，深知“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当然体会自己的艺术苦心。
四首“读报诗”的写作过程
“冷眼向洋看世界”的胸臆毕竟为“反修”诗词的写作设下了伏线。
中苏的真正交恶，始于1959年秋。9月间，苏方不顾中方的劝阻和反对，以塔斯社的名义就中印边界争端发表“中立”声明。世人皆知中苏是订立了互助同盟条约的结盟国家，此举实际上是将中苏分歧公之于世。10月，赫鲁晓夫率苏联党政代表团参加我建国十周年庆典，在随后的两党会谈中，双方发生激烈争执，结果是不欢而散。这就有了毛泽东的第一首以刺责赫鲁晓夫为主旨的“读报诗”：
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
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
举世劳民同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
列宁火焰成灰烬，人间从此入大同。
关于这首诗的“本事”，多次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吴冷西在《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提供了以下史料：“会谈一开始，赫鲁晓夫就谈他访美的情况。他认为这次访美是比较满意的，虽然没有达成什么协议。他说，艾森豪威尔的确需要缓和。他所到之处受到很热烈的欢迎，一位农场主还送他三头良种牛，有位资本家还送他一盘古银币。他说，美国差不多每个家庭都有汽车，一家都几间房子，住得很好，吃的也很好，生活水平很高。他的结论是，我们跟美国只能在经济上搞竞赛，搞和平竞赛，不能用武力来‘试试它的稳定性’。”“最后，赫鲁晓夫说，既然这样，我就没有什么可以再谈的了。我在美国跟艾森豪威尔说过，我访美之后，接着要到中国去。艾森豪威尔对我说，你到中国去一定是白跑一趟。果然是白跑一趟了。”
既称为“读报诗”，则缘起不尽在内部会谈，毛泽东在中国驻苏大使馆10月8日给外交部报告上的批语透露了个中信息。这份报告就苏联报道赫鲁晓夫10月6日在海参崴所作访华归来的第一次公开讲话，分析其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地方。赫氏公开讲话最具刺激性的一句是：“向往着战争，像一只公鸡一样准备打架，这是不明智的。”毛泽东批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等11位要员：“值得一看，想一想。两天内看完，以便在我处会谈一次。”愤怒难平的毛泽东于是就有了这首自谓“打油诗”的嘲讽之作。
12月4日至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者大体上是10月8日报告的批示对象。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提纲，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1959年，西藏事件，中印边界事件，九月两党交换文件，十月北京会谈，抵制了朋友的谬论。
同年，高饶余孽又在朋友支持下进行了一次颠覆活动。
同年，1959，三月至今，我们朋友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一次反华大合唱。
毛在讲话提纲中指名道姓：“赫鲁晓夫他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这年年底，毛泽东两次写信给机要秘书，要求将他新近写就的几首“读报诗”印发给即将参加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各同志。除了这首“西海如今出圣人”，另有作于12月上旬的一首：
反苏忆昔闹群蛙，今日欣看大反华。
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
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
遍寻全球侵略者，唯余此处一孤家。
此诗仍以嘲讽笔致写成，只是颔联以下皆以自嘲口吻出之。
在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又作“读报诗”，相传是这样一首：
托洛茨基到远东，不和不战逞英雄。
列宁尽抛头颅后，叶督该扣大鹫峰。
敢向邻居试螳臂，只缘自己是狂蜂。
人人都说西方好，唯独神州出蠢虫。
以赫鲁晓夫指责中国的言辞入诗，复以赫氏口吻讽刺：一是指责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战不和”，就像当年托洛茨基反对列宁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持“不战不和”的立场，故谓“托洛茨基到远东”、“列宁尽抛头颅后”；二是指责中国未与印度搞好关系，认为发生边界冲突的责任在中国，故谓“敢向邻居试螳臂”。在这些涉及中国内政和民族感情的重大事件上，赫鲁晓夫说三道四，自然引发毛泽东的愤怒。而这种愤怒其实也几乎是高层一致的态度。董必武在和诗中就有“可鄙叛徒多助虐，颜求宠作专家”的斥责。
究竟何谓“列宁尽抛头颅后”?毛泽东针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和平过渡”，认为“列宁主义就基本丢掉了”。“读报诗”的发轫之作便有“列宁火焰成灰烬，人间从此入大同”的讽刺。故在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决定借列宁90周年诞辰(1960年4月22日)之机，大张旗鼓“反修”以捍卫列宁主义。这就有了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列宁主义万岁》、陆定一在首都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等文章。时局的发展，为中国捍卫列宁主义提供了佐证。5月2日，苏联击落美国侵犯其领空的U-2高空侦察机，并向美国政府提出了抗议。5月16日，赫鲁晓夫仍按原计划从莫斯科赴巴黎，准备参加苏美英法四国首脑会议。但他抵达巴黎后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要求美国就“U-2飞机事件”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否则将重新考虑四国首脑会议。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断然拒绝，四国首脑会议流产。这正是中国乐于看到的结果。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作了这样的分析：
赫鲁晓夫这个人有两面性，你看，去年他在戴维营会晤后把艾森豪威尔捧上天，这次为了U-2飞机事件，他们两人对骂起来了。很难设想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首脑会一下子向美国总统下跪。但应该看到，赫鲁晓夫以美苏共同主宰世界的基本想法没有改变，他这次以强硬的姿态同艾森豪威尔对抗，实在是因为美国派U-2飞机入侵苏联，把赫鲁晓夫置于非常难堪的地位。他只能强硬对待，不能示弱，否则对苏联人民交代不过去，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和世界人民交代不过去，他要垮台。无论如何，这次他做了好事，我们应当大力支持。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民示威游行做得好。
既如此，中苏似应携手共进，孰料毛泽东6月13日又赋“读报诗”：
托洛茨基返故居，不和不战意何如?
青云飘落能言鸟，黑海翻腾愤怒鱼。
爱丽舍宫唇发紫，戴维营里面施朱。
新闻岁岁寻常出，独有今年出得殊。
毛泽东迅即将此诗印发于6月14日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成员。此间发生了什么事，让毛又产生了刺责赫鲁晓夫的冲动呢?有文字记载的，至少有以下两件事：
一是6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出席世界工联理事会各国代表团中的共产党或工人党的负责人座谈会。座谈会首先由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刘长胜致辞，宣传《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苏联工会代表团团长格里申当场反对，并拒绝听取邓小平的解释，也拒绝刘少奇、周恩来的挽留，断然退场。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亦随之退场。
二是6月7日，毛泽东对中国驻英代办处常任代办宦乡关于对四国会议流产后国际形势的分析与展望的报告作出批语：“即发上海会议各同志。此件说得很好。”宦乡分析的第三点是：
首脑会议散场后，赫鲁晓夫态度又突然软化。根据这种情况推断，苏联斗争策略的转变主要是谍机事件的本身发展的逻辑结果，而不是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战争与和平等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有了真正全面、深刻的新认识，因此摇摆和犹豫恐怕还不是一时所能避免的。当然也要看到有逐步转变的可能性。
这一软一硬引起了毛的高度警觉。在1959年10月至1960年6月这8个月时间里，毛泽东连续写了至少4首“读报诗”，以嬉笑怒骂的笔触刺责赫鲁晓夫，真可谓“愤怒出诗人”。
“都宜缓发”的“读报诗”之意义
与《到韶山》、《登庐山》一再求改不同的是，毛泽东对这几首即兴写成的“读报诗”甚少乃至毫无“诗意”上的追求，只是视为诉诸政治斗争(反修)的利器。如果说开初的几首示以他人还隔了些时日，那末压轴的“托洛茨基返故居”在写出的次日即印发与会成员，这显然是急于宣示捍卫列宁主义的政治立场。
从目前所能见到的这4首“读报诗”的不同文本来看，除第一首外，其余3首多少有出入(多半是传抄过程中的讹误，并非作者的修改)。唯一出入很大的第一首，确乎出自作者的修改，却不但不能说明通过修改以求更多的“诗意”，恰好相反，为着更直白地表达“反修”的政治诉求。
吴冷西提供的初稿的颔联是:“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陈晋提供的改稿的颔联是:“不知说了啥些事，但记西方是友朋。”论韵味，当然都说不上，但从律诗的形式来要求，初稿还近似(在平仄上仍不甚讲求，对仗则稍好)，而改稿则不但不计平仄，而且连对仗都不顾了，“不知说了啥些事”纯是大白话，称之为“打油”名符其实。
第二首在形式上符合律诗的要求，但颔颈两联均有“合掌”之弊。深谙为诗之道的毛泽东当然清楚，这是作近体诗的大忌(一联已须避免，更何况两联)。毛不在意印发包括董必武这样懂行的政治局成员，显然并无艺术的讲求。
比较起来，以“托洛茨基”起句的两首，从政治讽刺诗来衡量也还多少有点意味，遗憾的是第三首颔联上句全平，下句全仄，为着表情达意，真可谓工拙不计了。在笔者看来，压轴的一首“读报诗”亦可称为压卷之作，不但形式完全合律(平仄、对仗均无可挑剔), 倘与第三首对读，一到一返，也可见匠心。“托洛茨基到远东”，通篇模拟赫氏的口吻，谓之“嬉笑”；“托洛茨基返故居”则撷取近事，又出以比兴，直接回击，近于“怒骂”。“青云飘落能言鸟，黑海翻腾愤怒鱼”诚所谓可遇不可求之妙对。
这样看来，毛泽东的“读报诗”写作似已“渐入佳境”。出人意料的是，“新闻岁岁寻常出，独有今年出得殊”竟成为“读报诗”的绝响。
经过如此写作实践，毛泽东已渐渐将“反修”的强烈意念与尽可能蕴藉的艺术形象融为一体。1961年的诗词创作呈现出新的风貌，数量颇丰，堪称高潮。1963年12月，毛泽东亲自编纂自己的诗词选集，指示协同编辑的田家英：“‘小小寰球’一词(即《满江红o和郭沫若同志》，作于1963年1月――引者注)似可收入集中，……其余反修诗、词，除个别可收入外，都宜缓发。”“《八连颂》另印，在内部流传，不入集中”。参照其他相关资料可知，“都宜缓发”的“反修诗、词”主要就是“读报诗”。《八连颂》作于1963年8月，取民歌体，主题亦为“反修”，较之“读报诗”的后两首更少蕴藉，故明确指示“不入集中”，表明自己的艺术要求。收入集中的1961年所作各篇，蕴含“反修”主题的至少有以下四首：《七绝o为女民兵题照》、《七绝o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七律o和郭沫若同志》和《卜算子o咏梅》。
毛泽东借助《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出绍剧，与“文坛大佬”郭沫若唱和，寄托“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的战斗豪情。剧本改编自古典名著《西游记》，情节较原著更合情理，在毛泽东看来，当是古为今用的好例。《卜算子o咏梅》虽在致康生的信中明确指出“是反修正主义的”，但出之以比兴，营造出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优美诗句表达前无古人的境界。没有疑问，作为深知为诗之难的诗人，毛泽东对这些入编的作品，在艺术上有着充分的自信。
有了这样的比较，对出于急切刺责赫鲁晓夫所作的“读报诗”而言，倒真是可以借用毛泽东所说的“主题虽好，诗意无多”。但是，这组“读报诗”毕竟是后来形成的又一高潮的“反修”诗词的滥觞，无论从研究毛泽东晚年的心路历程，还是从了解毛泽东诗词创作历程的演变看，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需要附带提出一个问题：“读报诗”既是重要的环节，可以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那末究竟写了几首呢?现在流传的即是本文所标举的四首。笔者在研读与此相关的资料时，觉得可能不止四首。1977年10月人民文学版的《董必武诗选》收入有与毛泽东“读报诗”相关的和作四篇。第一篇是《奉和毛主席读报有感七律一首》，作于1959年12月10日，次蛙字韵。第三篇是《奉和毛主席一九六零年六月十三日读报有感韵》，作于“六月十四日夜”，次居字韵。第四篇是《八月二日夜大风雨仍次居韵》――标题即已昭示，其“原唱”即为毛泽东“读报诗”之二(“反苏忆昔闹群蛙”)与之四(“托洛茨基返故居”)。唯第二篇《再为长句奉和毛主席诗韵》(作于1960年1月13日)所用之韵未见诸毛之原作。现将董作小序抄录，以供判断：
前在广州读毛主席读报蛙字韵诗已奉和两律，近读其继作，语长心重，感慨万端，兴婉而微，发人深省。再为两长句和之，词拙意浅不像诗。
蛙字韵之后所作“读报诗”，目下能看到的就是“托洛茨基到远东”，但董老所和两首却分别是沟字韵和鲜字韵。这无非是两种可能：一是董老唱和不次韵，这在其创作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唱和确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大致是以意唱和，即不用原韵，如毛泽东与柳亚子、周世钊、郭沫若的唱和；二是用原韵，最严格的是次韵，即韵脚次序必须一致，如董老奉和“读报诗”之二、四各篇。再如《董必武诗选》中收录的与柳亚子、叶剑英、朱德、郭沫若的唱和之作，莫不次韵。这是董老的写作习惯，因此，对董老而言，“唱和而不次韵”这种可能几乎不存在。这样看来，毛泽东在1960年1月13日之前，另有两首沟字韵和鲜字韵的“继作”。这当然只是一种猜测，需要切实的文本方能证实。
总之，毛泽东的“读报诗”数量既多，水准又难以划一，大体上是渐趋精致，而总体上则并非出之以形象思维，故以“缓发”而免公之于世。然而“读报诗”又为后来创作的公之于世的“反修”诗词作了铺垫。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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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freeguy FROM 211.162.33.89
FROM 211.162.3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