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276d2c0102ex6t.html茅盾晚年 此博文包含图片 (2014-03-05 18:19:18)转载▼
果老 茅盾晚年的隐居生活 1949年2月25日，
茅盾、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35名民主人士几经辗转抵达北平。罗荣桓、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等亲自到车站迎接，安顿他们到北京饭店住下。进京之前，茅盾刚在香港完成了长篇小说《锻炼》和短篇《春天》，满怀憧憬登上“解放之舟”，他不会预料到，这就是他此生小说之“绝笔”。夫人孔德?盘算着，她和茅盾奔波一生，现在环境稳定了，最好去西湖边买个房子，让茅盾安心写作，茅盾也正有此意。
新中国成立，经不住毛泽东、周恩来的再三邀请，茅盾出任文化部长。江南隐居成为幻梦，在组织的安排下，茅盾夫妇住进了东四头条5号的文化部宿舍。
躲进小楼成一统
东四头条5号院内原有三座独院别墅，分给茅盾、阳翰笙、周扬三位领导居住。小楼名为别墅，其实年代已久，冬冷夏热。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周艾文拜访茅盾时，看到这是一座“非常普通的灰色楼房”，“不仅大门有些破旧，楼内的地板也有些七高八低了。而茅公蛰居的房间，可能四周布满书橱的缘故，显得并不宽敞，光线也并不太好。房间除书橱以外，也没有什么陈设。”
整个五十年代，茅盾忙于会议、宴会、出访、接待。1956年，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茅盾被行政工作压得情绪激动，写信给周恩来要求批给“创作假”。他闭门三个月，打算写一部反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小说。但假期太短，他只写出小说的提纲和部分初稿。1958年大跃进，作协人人定写作计划，茅盾列出计划前，要求先解除他文化部长和政协常委职务，并要求今年不派出国任务，又说不敢定长期计划怕开空头支票，医生让他静养，意思就是“你这人可以报废了，而且也只能报废了！”
1964年，电影《林家铺子》被定为毒草，同年12月茅盾被免去部长职务，开始了12年的小楼赋闲岁月。茅盾终于如愿“挂印”，但为了不“表态”，不卷入纷争，12年中，他彻底封笔，谢绝一切约稿，停止一切创作，只写记录日常生活的简单日记。腿脚不便，干脆足不出户，只在家躺着看书，打扫卫生，看管蜂窝煤炉，辅导孙子孙女读书。
抄家丧偶毁稿
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内“抄家”达到高潮，文化部宿舍是重灾区。8月30日清早，红卫兵冲进茅盾的小楼。茅盾气愤地给统战部打电话，统战部说这几天频繁接到告急电话，他们也没有办法。茅盾索性坐在沙发上，平心静气看着小将闹革命。茅盾夫人孔德?躲在一边，惊恐而自责，因为在此前一天她与家中服务员老白发生口角，老白说服务员照料首长生活是为老爷服务，他要叫红卫兵来造反。孔德?认为抄家都是自己引起的。
茅盾并未被“打倒”，抄家没有打人砸东西，而隔壁阳翰笙作为“四条汉子”之一，其遭遇则残酷得多。据茅盾儿子沈霜记述，1966年10月下旬的一天，他去父亲家中探视，走到楼梯拐角处的玻璃窗前，茅盾指着阳翰笙家小楼说：“你们看，窗户打得千疮百孔，没有一块玻璃是完整的，昨天串联的人走光了，我们家的阿姨进去看过，里面坏得不成样子，连洗澡缸和抽水马桶都被他们翻过来扣在地上。”
1970年1月，夫人孔德?肾炎被误诊，没有得到及时救治逝世。夫人的去世使茅盾骤然变得沉郁焦躁。1970年四五月间，在情绪最低落的时候，茅盾将1956年写的小说提纲和初稿毁掉了，他本来还有着创作梦，夫人的去世终致其灰心。儿孙来看望他，发现他总是一个人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出神。东四头条的小楼中寂寂无声，只有一个老保姆照顾他起居。沈霜夫妇于是带着三个孩子搬过来陪伴，祖孙三代在此居住直到1974年搬离。
常年“宅”不知特供为何物
1974年，茅盾78岁，神经衰弱的老毛病加重，后半夜醒来自己加服安眠药，以致白天上楼时经常头晕腿软，有几次差点摔倒，幸亏被人及时搀扶。儿子和儿媳劝他搬家住平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了茅盾几处房址供挑选。茅盾看中了后圆恩寺胡同十三号的四合院。这条胡同当时的名称叫作“大跃进路七条胡同”， “文革”初期改的，1979年才恢复原名。这处宅邸在茅盾逝世后得以保存原貌，开放参观。
1974年12月12日，茅盾迁入新居。二进小院占地800余平方米，在给茅盾备选的几处房产中面积较小，格局也不规整，没有游廊和影壁。茅盾认为此院布局紧凑，“妙在小房间很多”，可供服务人员居住，还可以放书，夜间如有突发情况，他叫人也方便。
茅盾素来不喜户外运动，院子大小也就无所谓了。他常年伏案，可谓相当的“宅”，自言“对于学习太极拳，我全无兴趣，一分钟也不想试。说不出理由，只是不喜欢，连散步也不喜欢……行将就木，所求者是安静、有秩序的、不紧张的生活。”他自有一套保健“歪理”：伏案太多，以致消化不良、神经衰弱、视力模糊，但生性达观，淡泊名利，从无饮酒纵欲等伤身之事，“故活到八十，真出意外”。医生和家人都劝他应该增加运动有利身体，他不听劝，每次必举冯玉祥遗孀、卫生部长李德全为例。李德全每天上班不坐车，坚持步行，一见茅盾就说应该向她学习多运动，“结果她先去了”。
业余时间，茅盾唯一的消遣是晚上在起居室看一会儿电视。家里有一台苏联产的黑白电视机，已服役20多年，搬家一折腾终于不能显影了。儿子起大早去百货大楼排队买了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茅盾左眼已失明，右眼视力仅0.3，小电视根本看不清。当时家里新雇了一位保姆，曾在马叙伦家工作过，见过世面，人情练达，与机关事务管理局熟识，她打听到管理局从西德采购了一批大彩电，副总理级以上的首长都看彩电了。茅盾向管理局申请，果然批下一台二十四英寸彩电。也是在这位保姆的“指点”下，茅盾家第一次知道了“特供本”这种事物，并第一次知道东华门有特供门市部，首长可凭本买市面上买不到的各种副食品、五粮液、中华烟。茅盾当了20余年文化部长、作协主席，从不打听这些事，直到人生最后几年，才享受到与级别相应的“待遇”。
房间如手稿整洁到极致
茅盾写小说按照提纲一气呵成，《子夜》手稿以蝇头小楷写就，常连续十几页无改动之处，旁人看了都以为是誊写过的定稿。如同写作一样，他在生活中的整洁度和条理性已到极致程度，文化部副部长周而复到茅盾家探望，为他卧室的井井有条而震惊：“什么东西都有它自己的地方和位置，即使在黑暗中，茅公一伸手便可以拿到自己所要的东西。”保姆和服务人员只帮他做一些必要的体力工作，个人物品的收纳管理则一律是他亲自来，别人插手反而会帮倒忙。
写字台右边靠墙有两个矮书柜，柜中十余瓶西药笔直如队列；药瓶右边铺着一块白毛巾，上置六把大小不一的茶匙，有的喝药水，有的取茶叶，上面另罩一块白布防尘，再右边是药杯、茶杯、茶壶和热水瓶，下面都有杯垫。茅盾对待这些物品非常讲究顺序，像实验室一样严格。一天服药三次，他每次从柜里一一取出，再一一放回，保姆见他行动吃力，建议把药摆在柜面上更方便，他不肯。有一次保姆主动帮他取药，放回去时药瓶没有遵循原来的位置，茅盾默默起身重新摆好。
在家里，茅盾始终穿中式便服和布鞋，他觉得中式衣裳待客更让人感到亲切，这些衣服不怕皱，都收在北墙的五斗橱和小衣柜里。东墙是大衣柜，侧面挂了两根手杖，用于不同场合。大衣、皮衣、西装、中山装等正式服装挂在柜内。茅盾居家穿着俭朴，出门则特别讲究，即使去看病也穿中山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脚上是擦得锃亮的老式尖头皮鞋，手持拐杖，派头十足。
小衣柜正对床脚，柜上放着孔德?的骨灰盒。1975年1月29日，在夫人五周年忌日这天，茅盾让儿子去八宝山取回骨灰盒放在家中，以便朝夕相伴。家人常看到他呆呆地站在骨灰盒前，默不作声。
闭门抬笔忆平生
四合院的采光大大优于原来居住的小楼，减轻了茅盾阅读的不便。儿子拿着茅盾的证件去内部书店给他买回新引进的读物，如《丘吉尔回忆录》《赫鲁晓夫回忆录》等。茅盾也有了写回忆录的念头，但他不急于动手。他认为“四人帮”已见颓势，政治环境即将好转，要等图书馆完全开放能够查资料那一天再写。1976年初，周恩来去世，邓小平被撤销一切职务，茅盾突然把儿子儿媳叫到身边，说他觉得有生之年看不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他决定现在就写回忆录，即使写不完，也好留下一个历史的见证，将来公诸于世。
1976年3月24日，茅盾开始了第一次录音。他手持话筒，靠在卧榻上，儿媳和孙女在旁边记录。茅盾第一次用录音机，一拿话筒就紧张，生怕录不上，总是急急忙忙往下说，错过许多细节，录了几次才熟练。整个四月，他坚持每天下午录音两小时，只在清明节前后给儿子儿媳“放假”三天，让他们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周恩来的群众集会。
1978年春节前夕，茅盾到北京医院看病，巧遇胡乔木。胡乔木拉住他大谈中央最近的一项“抢救”计划——组织老同志撰写回忆录。胡乔木不知道，茅盾早已悄悄开始口述回忆，除了家里人对谁也没透露。茅盾儿媳陈小曼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社长韦君宜指派她回家专职协助茅盾搜集资料。茅盾看了录音整理材料，感到口述的内容只有事件经过，却无作家文采，决定重新开始，亲自动笔。
1978年至1980年，茅盾进行了1949年之后第一次集中写作。他习惯躺在床上，从茶几上取资料看，构思好就起身到写字台，写一段再躺下边休息边看资料。早上7时起床，9时开始写作，写到11时，午休至3时，再写两小时。到了1979年夏季，他上午写作，下午只能看资料。肺气肿引发严重气喘，视力每况愈下，每天写八九百字，已是他身体承受的极限。
1981年2月，茅盾多日低烧不退，20日清晨离家住院，18日那天他仍在写作。3月14日，在北京医院病床上，茅盾“自知病将不起”，口述遗嘱由儿子记录，捐出全部稿费共25万元，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3月20日，在半清醒半昏迷的状态下，茅盾数着：“四，五，六，七，八，九，十”，过会儿又说，“如果四月份出院，到十月份正好半年，我就可以把回忆录写完了”。
茅盾于1981年3月27日去世。他为回忆录命名为《我走过的道路》，未写完的部分由儿子沈霜（又名韦韬）根据录音和文献补全。茅盾亲笔写作二十四章四十二万字，写到1934年停笔，那正是他人生最波澜壮阔的时候：国民党对左翼文艺大举围剿，茅盾与左联友人于夹缝中经营《文学》杂志；协助鲁迅创办《译文》杂志，《子夜》列入禁书，越禁越出名。1934年他写了一篇短文，总结这一年：“就好比练拳的人‘打沙包’。把一个一个扑上身来的‘沙包’打开去，正是拳术的进展，同样的，‘文坛’在荆棘满布，枭狐窥伺的路上挣扎，才是真正的往深处进展！”
“春蚕到死丝未尽，时过子夜灯犹明。”阳翰笙以这样两句话悼念茅盾，确是对他晚年中肯的评价。从1949年至1966年，阳翰笙与茅盾在东四头条文化部大院做了17年邻居，阳翰笙经常看见，每天子夜过后，茅盾书房里仍然透着灯光。茅盾后半生远离纷争，深居简出，于风浪边缘保存着火种，终于熬过黑暗，写就最后的生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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