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对波普尔政治立场的误解值得更为认真的讨论。哈耶克被普遍看作 “右倾”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与波普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亲密关系是人所共知的，他甚至在给波普尔的书信中提及“我们的哲学”。另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也曾对波普尔予以盛赞。伯林在他的《马克思传》1963年版的序言中，称波普尔的《开放社会》是“一部具有罕见创造性和强有力的著作”，并认为在所有在世的作者中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学说做出了“最谨慎、也是最摄人的批判”。而波普尔本人也的确自称是自由主义者。这些因素都会使人们很自然地推断，他会在政治上持“右翼立场”。这种观点虽然不是空穴来风，但仍然有严重的偏差。实际上，波普尔在政治立场上与他的自由主义同伴具有相当的距离。
首先有必要指出，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虽然怀有偏见，但并没有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攻击。《开发社会》一书是从批判理性主义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做出的分析性批判。波普尔对马克思本人怀有很深的敬意，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天才的哲学家，也敏锐地意识到，马克思将自己的理论与“空想社会主义”区别开来是正当的，而且他的理论在当时的确是科学的，因为提出了大量可以被经验事实检测的预言。只是在波普尔看来，其中许多重要的预言已经被历史证伪了。但他主要批判的对象是他所谓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管社会实践中出现了多少与理论相悖的事实，仍然要坚持理论的教条并为此不懈地的辩解。这种教条主义的自圆其说恰恰违背了科学的一个基本品质，那就是理论要勇敢地面对实践的检验。这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不再具有科学的品格。同时，波普尔也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决定论，这将导致对社会实践做出整体的和长远的计划安排。虽然当时波普尔并没有触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端，但他所倡导的“渐进社会工程”理念，主张一种在不断尝试中修正错误的社会演进模式，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不是没有启示意义的。
波普尔少年时期曾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虽然他后来放弃了这一信念，但此后许多年仍然信奉社会主义，而至今仍然对马克思关于人类平等与自由的道德理想抱有很深的认同。他在《无穷的探索》中写道：“如果社会主义有可能与个人自由相结合，那么我仍然是社会主义者。因为没有什么比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过着一种朴素、简单而自由的生活更好了。”【2】他后来意识到自由比平等更重要，因为力求实现平等可能危及自由，但在不自由的人们中间是不会拥有平等的。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的确强调自由对平等的优先性。但是由此并不能推断他持有右翼的政治立场。恰恰相反，他在很多重要问题上的观点似乎更具有“左翼”的政治倾向。
在《开放社会》第二卷中，波普尔明确反对极端自由主义，特别是经济放任自由主义；激烈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论，认为这将使富有者无限度地剥削穷人，结果将使穷人丧生自由。因此，他强烈支持国家的经济干涉主义：“我们必须建立保护经济上的弱者不受强者侵犯的制度，并且通过国家权力对此加以巩固……，这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国家不干预的原则和经济体制不受约束的原则，如果我们希望自由得到维护，那么我必须要求国家用有计划的经济干预取代不受限制的经济自由政策，我们必须要求经济干预主义取代资本主义”【3】。这段引言自身是极为明确的，如果说波普尔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那么一个要求取代经济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在我们这里至少称得上是“自由左派”。
结语
一个深刻而清澈的思想者，一个徘徊在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学者，一个反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一个以偏执的风格竭力宣扬审慎与开放的雄辩者，一个享有盛名又在流行中倍受误解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卓越而独特的卡尔·波普尔。他一生无穷的探索，最终将苏格拉底“我一无所知”的箴言作为自己思想的墓志铭。他以最有力的方式告诫人们知识的局限性，以警惕理性自负的危险。对于20世纪人类历经的灾难与恐怖来说，波普尔是一位诊断思想瘟疫的医生。如果他的告诫已经成为今天的常识，那么他被淡忘也正是他杰出的成就。倘若有一天，类似的瘟疫再度流行，人们才会重新想起他，并记起他的诊断。
【 在 hotpear 的大作中提到: 】
: 对波普尔的两个流行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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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波普尔的思想有两个流行的误解，似乎又必要予以澄清。由于波普尔对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标准做了大量而细致的解释，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科学至上论”或“唯科学主义”的鼓吹者。这是一种非常初级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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