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波普尔之前,反决定论的批判声音几乎被科学洪流所吞没,完全无力抵御由“现代科学奇迹”所创造的真理神话。这主要是由于人文思想家难以进入现代科学的内部知识结构,无法对科学真理观做出知识论上的有力反驳,而只能从外围发出边缘性的异议,且主要针对的不是“科学真理”本身,而是科学与技术导致的文化与社会的“负面后果”。在公共思想界,科学奇迹造就的绝对真理观丝毫没有被抑制,反而不断走向强盛,成为支配性的意识形态。而波普尔的批判恰恰是从现代科学内部开始,甚至是从其“硬核”——现代物理学——进入,由中心颠覆“科学定律”的绝对确证性和可靠性,然后向外拓展到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种种“科学”,对各种形式的绝对主义与决定论予以清算。
其次,以往对科学真理的攻击,主要来自非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无论具有怎样的颠覆性,也仍然无法解释科学知识的发展与科学奇迹的“铁的事实”。而波普尔以“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对此提出了新的另类解释,在肯定知识成长的有效性同时瓦解其绝对真理性。这是启蒙传统内部对绝对真理观的一次真正的“解构”批判。在思想史的意义上,是审慎的理性对“理性的自负”的一次胜出。
最后,尤为重要的是,证伪主义学说远不只是一个天才性的逻辑洞见。如果波普尔不具备进入复杂而深奥的科学内部知识讨论的能力,那么“科学陈述不能被证实而只可能被证伪”之类的论述只会被看作痴人说梦,成为一个笑柄,而根本无力对思想史发生任何影响。波普尔反潮流的新科学观念赢得许多自然科学家的支持和肯定。爱因斯坦早在1935年读到德文版的《研究的逻辑》就写信予以热情的支持,1950年再度予以高度肯定。而波普尔理论最坚定的支持者中包括了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如梅达华(Peter Medawar,他称波普尔是“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薛定鄂(Erwin Schroedinger)、波尔、莫纳德(Jacques Monod)和艾克里斯,以及其他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如Ernst Mayr,Alister Hardy,Konrad Lorenz,Alfred Landé,David Bohm,Jean-Pierre Vigier,John Bell,Herman Bondi,Percy Bridgman,和Dennis Gabor。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来自科学家共同体的支持,对绝对真理观的颠覆以及对决定论的批判至多是哲学圈子内部的议论或牢骚,而不可能成为思想史的一次转折。
在学术界,我们习惯于敬畏晦涩的学说,但我们常常忘记:正是通过极为卓越的工作,一些原本复杂的思想谜团才变得清澈起来,一些被许多晦涩的文本反复讨论的问题才获得了可能的解决出路。而波普尔正是这样一类卓越的思想家。一个世纪前,对绝对真理与决定论的批判在公共思想界还是一个异端,而波普尔以他独特的风格(以及近乎偏执狂一般的雄辩热情),推动了思想史上的一次转折,使这种异端学说在今天甚至成为了常识。但这绝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常识,而是改写了人们的科学观、历史观与社会演进观的意义重大的常识。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一流思想家的行列。
【 在 hotpear 的大作中提到: 】
: 作为思想家的风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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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术界,没有一个希腊哲学和现象学的外行敢于奢谈海德格尔,没有一个不曾潜心研读柏拉图、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的学者敢于评论施特劳斯。但是,一个对爱因斯坦相对论、对当代科学基本无知的人却可以完全自信地评判波普尔的学术工作而毫无轻率的感觉。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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