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后，一种关于一线城市（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房地产的“类货币”叙事逐渐主导市场预期。理论家与媒体反复强调：这些城市因持续的人口净流入、顶尖公共资源（教育、医疗、文化）的不可复制性，以及土地供给刚性约束，其房产具备类似“硬通货”，是“永不沉没的航母”。这一信仰并非凭空产生，而是特定政策周期与金融环境的产物——尤其是2016年启动的棚改货币化安置。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这些年来，棚改安置方式中货币化比例从2015年的不足10%飙升至2021年的65%，释放的数万亿流动性大量涌入房地产市场，尤其向高能级城市集中。2016–2021年，北上广深房价年均涨幅超过15%，房价收入比（PIR）从22倍翻倍至42倍，远超国际公认的3–6倍“合理区间”（联合国人居署标准）。

这一信仰的真正危害不在于推高房价本身，而在于其诱导全社会高杠杆资源向“核心资产”集中，形成系统性错配。据央行金融稳定报告，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16年的40%升至2021年的60%，其中70%以上以房贷形式存在；房地产占家庭总资产比重高达68%（西南财经大学我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信贷资源亦向高价值城市倾斜：2021年，仅北上广深四城土地出让金就占全国总额的30%（财政部数据），银行按揭贷款审批优先级明显向一线倾斜，形成“资产越贵、信用越强、融资越易”的正反馈循环。

然而，这种建立在“稀缺性+流动性+政策背书”三位一体基础上的信仰，在2022年以后遭遇三重冲击：人口流入放缓（七普显示一线城市常住人口增速显著回落）、收入增长失速、以及房地产作为信用抵押品的功能退化。


“核心资产”信仰的崩塌，本质上是一场动摇。过去二十年，“努力工作—积累首付—购房增值—阶层跃升”被视为中产崛起的标准路径。如今，当连深圳湾、陆家嘴、中关村的房产都难以保值，这套叙事便失去道德与经济合法性。

正如行为经济学家Shiller（2015）所言：“资产价格泡沫的破灭，摧毁的不仅是资产负债表，更是人们对未来可预测性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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