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法和法治的法不是一个法。
商鞅的法是有人在法上有人在法下的，法上的人负责立法，法下的人负责守法。所谓仁义也只不过是要求法上的人不要竭泽而渔，要一茬一茬的割韭菜，不要连根拔起。
商鞅是要近乎0%的人有绝对的权力，儒家则是要求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没有本质区别，区别在于这个法的度而已。
【 在 chonggsl (chonggsl) 的大作中提到: 】
: 刻薄寡恩的商鞅
: 临睡前，儿子问，妈妈，如果商鞅没有那么刻薄寡恩，他的人生结局会不会好一点
: 我说，是的，孩子，如果商鞅没有那么刻薄寡恩，那他的人生结果也不至于这么悲惨。历史上法家的人，过于痴迷于法家思想，擅长生杀予夺的人，基本上会被社会其他力量反噬，最终不得善终。所以老祖宗一直强调仁义，孟子也说何必只谈利，仁义是更长远的视角里的利呢。而且古代的法家和咱们现代的公检法制度还不太一样，古代的刑罚过度依赖于人治，而人治的最大问题在于，标准不统一，很难令人心服口服。不像咱们现在的公检法制度，通过公安调查取证，检察院起诉，法院最终给出判决。整个过程相对透明、公平、公正，自然怨言也要少一些。
: --发自 ismth(丝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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