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log.sina.com.cn/s/blog_6a74fad101015xf7.html十三、旅法中共党早期组织的成立：更似是一个“传说”(2012-08-18 20:17:22)转载▼标签： 杂谈
——一个草根对中共党创建史的探讨（二十）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史》称：“旅法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主要是在留法勤工俭学人员中形成的，于一九二一年成立。发起人有张申府和赵世炎，成员有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等。”。这就是说旅法的中共党早期组织，在一九二一年，由张申府和赵世炎于巴黎发起而成立。
旅法中共党早期组的成立仅见于张申府的回忆录
对于旅法中共党早期组成立的有关讲述，在最早到法国的中共党早期组成员赵世炎、陈公培、张申府三人中，只有张申府在其回忆录中作了介绍：他是一九二0年十二月应吴稚晖的聘请，到里昂的中法大学任逻辑学的教授，“离国赴法前，李大钊、陈独秀分别与我谈过党组织的发展问题，他们希望我到法国后继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因此当我的生活安顿下以后，便着手进行这项工作。我认为刘清扬对党的认识已有了显著的提高，便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为1921年初。接着我又与刘清扬商量一起介绍周恩来入党之事。
“我和刘清扬一致认为，周恩来是一位有远见卓识、具有非凡组织能力的同志。我们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长谈，主要内容是讲俄国十月革命，讲中国的发展趋势，讲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其时，周恩来对十月革命已作过认真的研究，他十分向往社会主义，立志献身于国家民族的解放事业，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介绍。1921年的2、3月间，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事后，我把介绍周恩来入党一事写信告诉了国内的陈独秀。他回信表示同意。那时，党组织刚刚建立，发展党员只要有人介绍就行了，并没有其它的手续。此后，赵世炎、陈公培相继来到法国，他们是通过国内关系入党的。到法国后他们便立刻与我联系，这可能是陈独秀介绍他们来找我的，于是，我与周恩来、刘清扬、赵世交、陈公培五人在巴黎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大家都明确是共产党员，但对外不公开。我与国内的陈独秀常有书信往来。 ”（ 见《张申府文集·（三）》）
对于旅法中共党早期组的成立，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的《共产主义小组（下）·〈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综述〉》称，赵世炎是通过陈独秀的关係，在一九二一年二月和张申府接上组织关係的。陈公培是在一九二一年四月，接到陈独秀的来信后去见张申府接上了组织关係。
所以张申府在回忆录中说：“于是，我与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五人在巴黎成立了共产党小组”。
赵世炎在一九二0年五月九日赴法国参加勤工俭学前，他在上海曾多次与陈独秀交流和探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那时陈独秀正准备筹建中国共产党组织，赵世炎向陈独秀表达了他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他到达法国后，依旧和陈独秀、李大钊保持联系。赵世炎赴法之后，中共上海党早期组织成立，他经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据《赵世炎烈士资料汇编（上）》称：一九二0年“八月，陈在上海建党后，通知赵在法进行建党工作。”“十一月二十二日，张申府赴法任教，在沪期间，陈独秀给张写了介绍信，与在法的赵世炎联系，在中国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建党。”据张申府回忆:“可能是陈独秀给我来信证明,并由他(赵世炎)口头作自我介绍也可能是他持陈独秀寄给他的介绍信来见我。”
陈公培在一九二0年六月十九日在上海，与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成立了中共上海党早期组织的最初组织——社会共产党后，即到法国参加勤工俭学，在出国之前，他抄了一份当晚成立社会共产党时，由他们五人起草的“党纲” 帶到法国。在法国，陈公培见到了赵世炎，并告诉他国内建立共产党的情况。（见《赵世炎烈士资料汇编（上）·陈公培〈对赵世炎同志入党问题的几个问题〉》）
一九二一年四月,陈公培接到陈独秀的介绍信,亦同张申府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
这样，在张申府和赵世炎的发起下，旅法中共党早期组织于一九二一年四月间或四月之后成立。
在张申府的讲述中，可以看出，旅法中共党早期组织沒有设立书记之类的负责人，在其成员间也沒有作过组织的分工，这样的组织，更似是一个联络站点。
那未，在一九二一年四月间或四月之后，在法国的巴黎，是否成立了一个像张申府所说的旅法中共党早期组织——共产党小组？
本文将就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入党的时间；旅法“共产党小组” 成立后，所开展过的工作；以及从有关的档案文件、回忆录中，探讨有沒有在一九二一年四月间或四月后曾成立过旅法“共产党小组” 。
刘清扬、周恩来入党的时间
张申府说，旅法中共党早期组织——共产党小组是在刘清扬、周恩来在法国巴黎加入中共党后成立的。
刘清扬是何时加入中共党的？张申府在其回忆录《所忆》中称：“离国赴法前，李大钊、陈独秀分别与我谈过党组织的发展问题，他们希望我到法国后继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因此当我的生活安顿下以后，便着手进行这项工作。我认为刘清扬对党的认识已有了显著的提高，便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为1921年初。”
在舒衡哲（美）的《张申府访谈录》中，张申府曾介绍到他介绍刘清扬、周恩来入党，以及组建旅法“共产党小组”：在一九二一年的元旦，他到达巴黎，在安顿好之后，“同时，我也着手组织中共小组。我召募的第一个成员是刘清扬。那是一九二一年一月。这时，我们已是情侶了。二月，周恩来参加小组。我把这告诉陈独秀。不久，再有两个人加入：陈公培和赵世炎。赵世炎是一个活力充的人，他来自四川的勤工俭学生。陈和赵都是陈独秀介绍来法国的，他们参加巴黎小组之前已是党员了。”对于他介绍刘清扬、周恩来入党，还补充说：“我来欧洲的时候，陈独秀已给我全权负责招收党员。他认识我，对我信任。若我觉得某个人对我们合适，我就写信给他。所以，周恩来和刘清扬入党，就是凭我一封信而已，这也是巴黎中共小组在一九二一年的创立经过。”
对于刘清扬于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共党，是无须持疑的。但据一九六0年刘清扬在其重新请求入党的申请书写道：‘我入党的时间是一九二一年，在法囯巴黎创建中国共产党海外支部加入的，创始人是张申府和北京学生青年赵世炎同志，以及天津觉悟社一部份朋友，周恩来、郭隆真、张若茗等同志都是同时参加的。”问题就是她说，她是在一九二一年与周思来、郭隆真、张若茗等人同时加入中共党的。
问题是周思来、郭隆真、张若茗三人，都是一九二二年后加入中共产党的，而不是一九二一年。
关于周恩来入党的时间，张申府在一九八二年十月填写的履历表中说明：一九二一年初在法国巴黎介绍周恩来入党。
但据斯诺（美）的《周恩来回忆“五四” 前后的思想和活动》称，他于一九三六年在陝北对周恩来进行访问，周恩来曾对他说：“我于一九二0年十月乘船赴法。途中遇见许多湖南学生，他们是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会员，其中有蔡和森和他的妺妹蔡暢，他们一九二一年在法国组织了第一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我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并将全部时间放在组织上。两年后，我到伦敦去，居留了两个半月。我不喜欢那里。然后我往德国工作了一年。我们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于一九二二年派代表往上海，请求加入一年前组成的共产党。我们的申请得到批准。于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便正式附属于中国共产党，我就成为共产党员了。在法国的中国共青团创始人中，因这关係而成共产党员的有蔡和森、蔡畅、赵世炎、李富春、李立三、王若飞、及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见《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三）·〈周恩来谈赴法勤工俭学〉》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百年名人自述·二十世纪中国风云实录（二）》方建文、张鳴主编、线装书局2000年版；《周恩来访问记》（美）斯诺等著、宋莲译、香港万源图书公司1976年版）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一日，周恩来在《“关于路线斗争” 的讲话》中，很明确的说过：“我不是一九二一年入党，是一九二二年入党的。”
以周恩来的睿智、慎思和聪慧，他不可能连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么一件大亊的时间也弄错。他对斯诺所谈的入党时间和经过，应是他的第一次披露。是在一九三六年，于陝北的安塞。
对于周恩来入党的时间，中共中央组织部在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作出了关于重新确定周恩来同志入党时间的报告，认为：“经查，周恩来同志在‘七大’ 前夕，填写的登记表上写的是：一九二二年夏，经中共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又说过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张申府、刘清扬。这里，周恩来未说入党的时间，只说中央批准是在一九二二年夏。”
按一九二一年七月召开的“一大” 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共地方党组织吸收党员，无须党中央的批准。但在一九二二年七月，召开中共“二大” 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章的第二条规定：“党员入党时，须有党员一人介绍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经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许可，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报告区执行委员会，由区执行委员会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始得为正式党员”；周思来所说的“经中共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 ，应是指对于加入旅欧青年团员如何转为共产党员的，尹宽在《尹宽谈赵世炎和旅欧支部》一文中说：“本来一九二0年夏天，即在蔡和森同志领导下成立了‘少年中国共产党’（按：应为工学世界社），国内成立党后陈独秀去信说一国不能有两个党，所以才把‘少年中国共产党’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叧外有几个原来加入党的如：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王若飞、萧三、我等几个人成立共产党旅欧总支部。这些党员入党是没有手续的，国内党指示在原‘共产主义青年团’中选一些年纪较大的，政治上较稳定的作为党员和国内联络，报国内党批准，推赵世炎作通讯员。”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说，只要参加了青年团的领导，就算自动转入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邓小平就这样由一名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的。
对于周恩来入党的时间，邓小平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六日追悼周思来大会上，代表党中央致悼词称：“周恩来同志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工作。”
以上资料说明，周恩来入党时间是在一九二二年。
再从郭隆真的入党时间来看：
郭隆真，原名郭淑善，回族，河北省大名县人。一九一三年到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五四运动爆发后，她积极投身爱国洪流，和邓颖超、刘清扬等一起筹备成立了有六百多人参加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为天津学生运动出色的领导者之一。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周恩来等人组织的“觉悟社”在天津成立，郭隆真成为其中的重要骨干。
一九二0年，郭隆真和周恩来、张若名等一百九十多人一起赴法勤工俭学。据中共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保定党史通讯·1991年第一期·姜锡先〈中囯早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张若名〉》一文称，一九二二年六月，在巴黎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后，郭隆真以“林一” 为名，和张若茗一道即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时间为一九二二年的下半年。（但据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烈士传·（二）》称，郭隆真是在一九二三年，经周恩来、尹宽介绍，在法国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若茗，他曾是周恩来的女友，后因张若茗退出中共党而遂使两人分手。周思来的侄女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记录周恩来的述说：
（当时周思来发现十八岁的周秉德和一位派出所长谈恋爱了）伯伯这时用现身说法来启发教育我。
“秉德，你知道吗，我在和你七妈结婚之前，在巴黎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长得还算不错。”伯伯突然当着七妈和我的面讲起了自己的恋爱史，让我非常意外，注意力一转移，刚才绷紧的心情不觉放松下来：“七妈，这是真的？”
“是呀！”七妈脸上的表情也放松下来，她笑着说：“‘五四’运动那会儿，我才十五岁，上街演说，演文明戏，就像个虎头虎脑的假小子，根本没有考虑过谈恋爱的事。你伯伯比我大六岁，他立志振兴中华，献身救国事业，而且抱定独身主义。后来去法国勤工俭学时，他与觉悟社的郭隆真和张若名同行，那时觉悟社的同志们都说，如果今后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要结婚的话，他和张若名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伯伯这时告诉我：“开始的确不错。在巴黎，我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当年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采取互教互学的办法。张若名的法文较好，经常担任主讲人，还曾将自己的讲稿整理成文，发表在‘少共’的机关报《赤光》上。后来，这些文章还被团中央编入了介绍马列主义的通俗读物中。但是，后来，因为出身问题，她在党内受到审查，又因参加社会政治活动，遭到法国警察几次跟踪和盘问。她感到委屈和不满，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她决定脱离政治活动，退出党组织，留在法国专心读书，学成后再回国效力。是的，为国效力，使中华腾飞，这确实是我们的理想，‘五四运动’前，我也曾经信奉过‘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甚至我还希望中国能像日本那样‘军国救国’，然而斗争事实证明，这些路都走不通，中国要独立富强，只有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我是认定马克思主义，一定不变的，既然我誓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的终生伴侣，理所当然必须是志同道合的经得起革命的艰难险阻的战友，这一点，你七妈是当之无愧的，于是，我主动与张若名说清楚，转向你七妈频繁通信，还求婚。
“……饭后，七妈让我陪伯伯在院子里散散步，我心里明白，她是希望伯伯对我再谈点什么。
“伯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决定选择七妈后，对那个张阿姨怎么说呢？”
“秉德，初恋总是特别美好的，要断，这个决心并不好下。起先，我也努力过，多次劝她，希望她正确对待，能更坚强一些，不要因为受点委屈就退党，可她听不进去，她说自己累了，想从事文学研究工作，再不过问政治了。她宣布退党后，也就帮我下了决心，我开诚布公地对她讲明了自己的爱情观，宣布中断了我们的交往。
“伯伯，你作出这样决定后，内心痛不痛苦？”我是在问伯伯，其实也是在问自己。我担心拒绝所长后，可能会招致不解的误会。
“当然不平静。”伯伯看着我的目光真挚坦诚，“秉德，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你知道世界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除了恋人，还有友情，不能当妻子，却能继续成为朋友嘛！就说张若名，我们在天津是一块坐过半年牢的，我了解她的人品，她自己放弃对革命的追求，但不等于她就一定站在敌人一边，出卖我们，我们还可以是朋友。”
张若茗，字砚荘，河北省清苑县温仁村人。一九一六 年，张若茗考入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中，张若茗与郭隆真、邓颖超等发起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九月她与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等人创建革命团体——觉悟社。
一九二0年初，在发起抵制日货活动中，张若茗与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带领数千名民众到直隶省公署请愿。后四人为当局所逮捕，入狱半年。
一九二0年十一月，张若茗与周恩来、郭隆真等一起登上轮船离沪赴法国留学。
一九二二年下半年，郭隆真、张若茗（以“一峰”为名）在法国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由于张若茗法语口语流畅，又是女子，便于隐蔽身份，她在少共组织内担负与法共保持秘密联系的任务。
一九二三年，张若茗离开巴黎前往里昂。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列宁逝世后，法国共产党里昂支部决定举行追悼大会，法国政府不允许外国共产党员参加。但少共主要负责人任卓宣（后改名为叶青，为叛徒）冒险行事，坚持派张若茗参加大会并发言，结果张若茗险些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并一直被警方跟踪盯梢，使她感到任卓宣是不顾她的个人安危而让她冒险，加之又因她与任卓宣在一些问题上的个歧，在党内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从而导致她提出退党。后来，一九三0年春，周恩来去莫斯科开会，取道法国里昂与张若茗会面，二人交谈别后经历，周恩来嘱咐她虽然退党但仍应做到“用生命保守党的秘密”，张若茗则保证“严守革命机密终生”。
从周恩来、郭隆真、张若茗三人的入党时间来看，说明了刘清扬的入党时间，若如她所说那样：是和“周恩来、郭隆真、张若茗等同志都是同时参加的” 。那未，也说明了刘清扬就是在一九二二年入党的。
从周恩来、刘清扬等人的入党时间看，旅法中共党早期组织成立的时间，绝不会象张申府所说的在一九二一年的三、四月间成立。
从赵世炎加入中共党的时间来看，旅法中共党早期组织的成立更似是一个“传说”
对于赵世炎是在何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从现有的资料中，都沒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据相关的资料介绍，赵世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经过为：一九二0年五月九日，赵世炎赴法国勤工俭学。赵世炎出国前，国内正在酝酿成立共产党的组织，赵世炎在上海和陈独秀多次晤谈，表达他加入共产党的愿望。当时，陈独秀还没有进行具体建党的歩骤，所以赵世炎没能参加建党活动。赵世炎到法国后，仍和陈独秀保持联系。很可能是上海党早期组织成立后，陈独秀即至函赵世炎，通知他和张申府接上党的关係。张申府在《建党初期的一些情況》称：“赵世炎到了法国，他是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入党的。”一九二一年二月，赵世炎到巴黎学校街50号找张申府，并接上党的关系。当时陈独秀曾给张申府去信，告诉他赵已在国内入党，并且由赵口头作自我介绍。在法国的党员，除张、赵外，还有周恩来、刘清扬两人，均由张申府介绍入党，于是在巴黎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小组。
但据王若飞的《自传的一页》称：他到达法国参加勤工俭学后，“又到处访求恩想前进的同志，结识了赵世炎、陈延年、蔡和森、罗迈（按：李维汉）等。当勤工俭学生争取里昂大学读书运动失败后（我是这运动的一个负责人），许多因留守在里昂校舍中的好同志被迫押送回国。我们幸而在外留下者，则继续进行组织‘旅欧少年共产党’活动。于一九二二年正式成立，出版《赤光》《少年》等刊物。一九二二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同时得到国内中央信（廖煥星带去的），承认我和赵世炎等加入中国共产党。”（见清华大学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三）》）
赵世炎等人加入法国共产党的原因，据《傅钟谈旅法勤工俭学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一文称，在旅欧少年共产党的成立大会上，“赵世炎宣读了陈独秀的一封信，信中说‘国内已成立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党不能有两个，你们最好加入法国共产党为一个支部，或者改名为S·Y（按：即社会主义青年团）’。”
关于加入法共的亊，据萧三《对赵世炎亊迹的回忆》称：“同年（按：一九二二年）九、十月间，世炎、若飞、延年、乔年和我五个人，由阮爱国（按：即胡志明，后为越南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我们是怎样认识的呢？当时法国党经常组织工人市民在巴黎示威游行，我们也去参加。在示威游行中，碰到一个越南人，看来象一个广东人，相互间便打招呼。当时他的中国话说的是广东话，我们不懂。但他的中国字写得很好，我们便用笔、广东话、法语混杂着进行交谈。以后便请他到我们住处去交谈。相互熟识了，他便介绍我们五个人参加了法国共产党。”但萧三在另一篇《回忆赴法勤工俭学和旅欧支部》称，在一九二二年八月，发起组织少年共产党后，任书记的赵世炎派他和法共联系，后经常参加法共的活动和会议，从而认识了胡志明，后由他介绍，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萧三五人加入法国共产党。
从王若飞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赵世炎和他是在一九二二年七月底至八月间，经廖煥星带来党中央的信件（据廖煥星《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称，他是一九二二年七月底经中央许可前往德国学习工人运动的），承认赵世炎和王若飞等为中共党员的。对此，是根据一九二二年七月，党的“二大” 通过的党章第三条的规定：“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承认者，或己经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均得为本党党员。”法共成立于一九二0年底，並加入了共产国际。
这就说明了，在此之前，赵世炎还不是中共党员。这样，张申府所说的他和赵世炎在一九二一年四月间，在巴黎组建“中共巴黎小组” 的亊，就纯属子虚乌有了。因为那时，赵世炎还不是一个中共党员。
从旅法中共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后所开展的工作看
张申府在其《所忆》中称，旅法中共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后，作了两件亊：“巴黎共产党小组成立后即在留学生中开展活动其中具体做了两件事：一是筹备出版了《少年》，这是一份内部刊物，具有党刊的特点。”“巴黎小组成立后做的另一件事是发起共产主义少年团(后来改名共青团)。”
但从有关资料来看，张申府所说的两项工作，均与“旅法中共党早期组织”无关联。作为张申府称之为的“巴黎小组” ，却对此沒有任何文字记录。
一九二0年冬，以蔡和森等人为首的在法国的中国勤工俭学生中，组织“工学世界社” （也称蒙达尼派）的进歩团体。一九二一年春以赵世炎、陈公培、李立三为首的组织“勤工俭学会” 。这两大组织由于在如何勤工俭学的问题上分歧，曾相互对立。后赵世炎主动与蔡和森联系，消除了分歧，团结合作。以后赵世炎写信给蔡和森，建议成立共产主义同盟会。但蔡和森认为该组织名称为“少年共产党” 较好。但后来在五、六月间召开会议时，有人不同意该名称，达不成协议，少年共产党沒有成立。
一九二一年六月，北京政府派专使到巴黎，以出卖国家主权为条件向法国借款。赵世炎、周恩来等获悉后，联合巴黎各界华人团体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拒绝借款斗争，并取得胜利。中法反动当局决定对这次斗争实行报复，停发勤工俭学生的生活维持费，取消送勤工俭学生入里昂中法大学学习的许诺。九月二十日，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发动进驻中法大学的斗争。在这次斗争中，赵世炎、陈公培、蔡和森、李立三、张昆弟、陈毅等一0四人先被拘禁，后赵世炎在其他留法学生的掩护下逃出拘禁，其余人员均被遣送回国。
经过这两次亊件后，又有一些人申请回国，一些人转到德国、比利时，在法学生的人数逐渐减少，群众组织也处于停滞状态。此时基督教青年会等宗教团体，则乘机拉拢青年。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更好地团结教育广大青年，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决定首先筹建旅欧青年组织。
一九二一年底，或一九二二年初，周恩来和赵世炎托人带信给在蒙达尼的李维汉，约他到巴黎会面，商议成立旅欧青年共产主义组织事。议后决定分头进行筹备。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初，因德国生活费用低廉，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由巴黎迁到柏林。四月下旬，周恩来和张申府、刘清扬等联名致信留在法国的赵世炎，商议五一节成立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问题。后因筹备不及，延期召开。五月底为成立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赵世炎、周恩来联络旅居法国、德国、比利时的中国青年三十多人，并通知派代表到巴黎参加成立大会。六月初，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小空场地召开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成立大会。到会二十三人。会议由赵世炎主持，通过周恩来起草的组织章程，确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会议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改名为《赤光》）。八月一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创刊。所以，《少年》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应为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不能称为共产党的机关刊物。
一九二二年十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的会议，决议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改选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王若飞、周恩来、尹宽、陈延年五人当选。十一月二十日周恩来和赵世炎一起，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名义写信给国内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要求“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之部”，并委派李维汉为代表携信回国，与团中央接洽。
一九二三年一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收到赴苏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团陈独秀的复信。信中建议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并将领导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
二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在巴黎召开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其“旅欧之部”，在欧名称定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会通过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改选了领导机构，周恩来、任卓宣、尹宽、汪泽楷、肖朴生五人为执行委员，刘伯坚、王凌汉、袁子贞为候补委员，周恩来任书记。会后收到国内团中央一月二十九日来函，批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三月十三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报告第一号》，向国内团中央详细报告二月大会的经过。报告说：“我们现在已正式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战员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团勇敢忠实的战士’，我们谨代表旅欧全体团员回说：‘我们愿努力毋违！’”
从少年共产党的建立至改组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的经过看，都是周恩来和赵世炎等人以个人的身份进行的革命工作，而“巴黎小组” 自始至终都沒有参加该组织创建的记录，所以很难说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归结为“巴黎小组” 的工作成绩。
从从有关的档案文件、赴法勤工俭学参加者的回忆录中看是否有“巴黎小组” 的成立
在一九二一年中共“一大” 召开前，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是否曾在法国的巴黎建立了一个“巴黎小组” 呢？
中国共产党“一大” 通过的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所列举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单中，就没有“巴黎小组” 的名字。该文件说：“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成员。代表大会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参加大会的有十二名代表，他们来自七个地方（包括上海），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
陈公博在一九二乂年写于美国哥倫比亚大学的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所列举参加中共“一大” 的地方及在国外的党早期组织的名单中，也没有“巴黎小组” 的名字。
张国焘在一九二二九年为莫斯科中山大学作《关于中共成立情况的两次讲课稿》中，也没有提到“巴黎小组” 的存在：“在一次大会以前有下面各处的小组：北京、上海、广东、湖南、山东、东京（按：漏缺了武汉小组，但他在第二讲时，就提到武汉小组）。都是五四运动时左派为基础，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都吸收各小组中来。因为当时国民党未加入五四运动，所以共产党发生之际与他们无关系。第二次讲 今天讲六个小组到第一次大会。 1921年七月间，计算六个小组共有57同志，有劳动刊物，共产党出版物，有各处的劳动运动。当时到上海开会的有11代表。上海是李汉俊、李达，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武汉是董必武、陈潭秋，湖南是毛泽东，广东是陈公博，包惠僧，山东是王尽美、邓恩铭，日本是周佛海。”
会不会认为，由于“巴黎小组” 沒有派代表出席“一大” ，因而就否定了它的存在呢？
据张申府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称：“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一大”召开前，我曾收到国内寄来的通知，并在党小组內进行讨论，但因时间紧，路途远，不能回国出席。我即给陈独秀写信，作了答复。不久，我们便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正式成立了。”
的确，无论是六月二十日或七日二十三日召开“一大”，中共旅法早期组织的代表都无法如期赴会。但问题是在“一大”召开前后，是否有中共旅法早期组织的存在？张申府说他收到国内寄来的通知，並在小组内讨论。但作为负责发函通知的李达就称，“据我的记忆，当时国內和东京七个小组，共有党员四十余人，巴黎的小组不详。”他在《七一回忆》中说“巴黎小组与国内各小组当时的联络很欠缺。”他在《给中央档案馆的一封信》还说：“又当时由陈独秀通知巴黎的朋友组织中国共产党，但当时并没有联系，故一大开会沒有代表出席。”也就是说，陈独秀的确通知巴黎的张申府组建中共旅法小组，但旅法小组並沒有和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发生联系。因而，张申府去法国之后，一直保持着和陈独秀的联系，但这种“联系” 很难认为是组织之间的联系，更似是个人、朋友、同志之间的联系。
在参加赴法（欧）勤工俭学后加入中共党的人员回忆录中，都沒有提到在法国，曾经有过中共旅法早期组织的存在。蔡畅在《回忆赴法勤工俭学》中说：“在一九二二年的‘二·八示威’之后（按：是指），全体工学生分成三派：即社会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和理想的社会主义派。当时没有共产党，连社会党也没有。”“不久之后，到了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周恩来、陈延年、赵士（世）炎等在法国组织了中国共产党支部，这巴黎支部是欧洲第一个支部，后来巴黎总部又在柏林建立了另一个支部，于是所有的社会主义运动都转到共产党方面来了。”
【 在 Sunyata (水木诗妖龙静颜) 的大作中提到: 】
: 共产主义小组也分正规不正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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